人們注意到，四月十一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見第五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時，要求特區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未提推進民主。其實，根據《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循序漸進發展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政制，一直是中央既定政策。鑒於香港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實際情況，下屆政府必須引導香港居民，團結社會各界，聚焦經濟發展，致力改善民生。

　　在「泛民」中，不少人也同意香港經濟亟需轉型，多個民生問題亟需解決，但是他們有一個顧慮和一種臆想，妨礙他們同政府和社會各界一起把關注點和精力轉移到經濟民生上來。

　　「泛民」在政治上陷入危機

　　「一個顧慮」是：害怕失去政治話語權。從二○○三年以來，反對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和要求盡快實現所謂「真普選」，一直是「泛民」的政治圖騰，他們以此搶佔所謂政治道德高地。冒起於「佔中」的本土激進分離勢力竭力鼓吹「本土自決」或「港獨」，也同時反對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和要求盡快實現所謂「真普選」。

　　其實，「泛民」在政治方向和目標上已陷入深刻危機，明知本屆政府關於普選行政長官的議案在二○一五年六月被他們否決後，香港特別行政區走向普選之路不可能如他們所願，但他們不願意接受政治現實。於是，儘管對本土激進分離勢力的「本土自決」或「港獨」主張不贊同或有保留，卻無法同他們切割。他們在找到政治出路前，不可能放棄反對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和要求盡快實現所謂「真普選」的口號。

　　因此，香港社會必須排除干擾，堅決把社會焦點引向經濟民生議題；同時，幫助「泛民」中承認香港亟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人士放棄「一種臆想」，即：香港已完全具備普選所需要的條件。

　　首先，香港社會空前撕裂，在這樣的「地基」上不可能建設穩固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大廈。

　　香港社會撕裂的根源是，存在着「拒中抗共」與「愛國愛港」兩大對立政治陣營；最根本原因是，「拒中抗共」勢力變本加厲地爭奪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權。唯有愛國愛港陣營在立法會中擁有三分之二以上大多數、同時得到相應的選民（居民）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大廈才能穩穩地聳立起來。

　　其次，香港社會高度政治化，一些與政治關聯度不高的經濟民生議題都被政治化，民粹主義盛行，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裏，如果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不僅不可能實現良治，相反，難以正常管治和施政。

　　一些人以為，只要「一人一票」選舉產生行政長官，後者就必定擁有高認受性；只要「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立法會全部議員，後者就必定通過為大多數選民（居民）所支持的政策。然而，那樣的命題需要一個不可或缺的前提，即大多數選民（居民）是成熟的、理性的。試問，當前香港社會高度政治化，一些與政治關聯度不高的經濟民生議題都被政治化，民粹主義盛行，能夠證明大多數選民（居民）是成熟而理性的嗎？而這樣的狀況在幾年內容易被克服嗎？

　　發展有助修補社會撕裂

　　再次，卻決非次要的是，香港缺乏成熟而強大的政治團體，也缺乏成熟、傑出的政治人才，不具備普選、實行政黨政治的重要條件。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不可能實行西方政黨輪替制度，不可能出現與國家執政黨分庭抗禮的特區執政黨。但是，香港的政治團體需要向成熟的政黨轉變，需要一批具有同香港經濟的國際地位相稱的政治水平的政治人才，則是確定無疑的。

　　另一方面，政治團體紛紛分裂。二○一五年下半年，在關於普選行政長官的政改受挫後，「泛民」主要政治團體分離出一些具一定知名度的人士，另組政治團體或議政平台，探求「中間道路」。最近，在第五任行政長官選舉結束後，個別建制派政治團體領袖標榜向「開明建制派」轉型。四月十日，田北辰和六名區議員一起宣布退出新民黨。「泛民」中能否演化出「建設性反對派」？「開明建制派」之「開明」究竟如何表現？香港政治團體正處於痛苦的摸索階段，尚不具備承擔普選重任的能力。

　　總之，普選的關鍵元素固然是「一人一票」，但是，數百萬「個體」選民能否形成代表香港整體和長遠利益的訴求？能否由「一人一票」選舉而形成政治理念相同、政治水平一流的管治班子？「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能否在立法層面體現香港整體和長遠利益的訴求？這一系列重要問題，都同「一人一票」相關聯，這些問題的答案，決定何時適宜採取「一人一票」選舉制度。

　　毋須諱言，香港社會撕裂在一定程度上與經濟轉型蹉跎、增長乏力、社會貧富差距懸殊、階級對立加劇相關。聚焦經濟民生，有助於緩解社會撕裂，抑制民粹主義，也為政治團體成長提供時機。

　　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