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分析認為，中國應發揮作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和第二大進口國的影響力，防止貿易保護主義的進一步抬頭 法新社

　　對於中國而言，美國對外經濟政策轉變的直接風險，在於中美貿易關係可能出現的倒退。在中美貿易之間的博弈中，避免衝突坐下來談是走向共贏的方式，也是對中國的最好策略。

　　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朱海斌

　　在關於2017年全球經濟局勢的預測中，不確定性似乎是市場共識中最大的確定性。從法國和德國的大選、歐元區的未來、英國脫歐的執行方式，到中國和新興市場的經濟走勢，一系列不明朗的因素將影響市場的情緒。而在所有的不確定因素中，美國在特朗普上任之後的國內國際政策將面臨的轉變及其對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可能帶來的影響，是眾人矚目的焦點。

　　匯率操縱？談判籌碼！

　　迄今為止，特朗普的對外經濟政策是被普遍詬病的。特朗普宣稱的美國利益優先的公平貿易，實質上意味着要打破目前的貿易體系，以雙邊談判的方式尋求對美國更為有利的貿易條件。從他對中國、墨西哥、北美自由貿易協議、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的種種指責，以及他倚重鷹派的貿易政策團隊來看，這一政策已經體現無遺。

　　對於中國而言，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的轉變的直接風險是中美貿易關係可能出現的倒退。在特朗普競選期間，他承諾要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並對中國產品徵收45%的懲罰性關稅。

　　中國是否會被貼上匯率操縱國的標籤？根據美國國會2015年的《貿易促進和執行法案》的規定，定義一個國家為匯率操縱國須滿足對美國大幅貿易順差、大量經常項目順差、人為干預匯率以阻止匯率升值三個技術條件。作為這一條款的執行機構，美國財政部又細化提出了這三方面的量化標準：對美貿易順差超過200億美元、經常項目順差超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淨買入外匯在12個月內超過GDP的2%。

　　在2016年10月的最新一輪評估中，有六個經濟體被美國財政部列入匯率操縱國的觀察名單，包括中國內地、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德國和瑞士。其中，中國內地符合三項條件中的第一項，但是中國內地的經常項目順差已經降到GDP的3%以下。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政府2016年在外匯市場上持續地賣出（而非買入）美元以阻止人民幣對美元的過快貶值。

　　相比而言，其他五國或地區均符合三項條件中的兩項。可以確切地說，如果按照目前的技術標準體系，中國不應該也不可能被定義為匯率操縱國。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總統可以動用一項行政命令修改或繞開現有的技術標準，因此中國被定義為匯率操縱國並非不可能。基於匯率操縱國在特朗普競選承諾的一系列措施中屬於相對比較軟性的一項，這一風險不應被低估。當然，匯率操縱國直接的後果是美國政府採購方面的限制，而這對中國直接的經濟影響並不大。

　　從這個意義上講，匯率操縱國這個議題可能被特朗普政府利用作為談判中的一個重要籌碼，以期在未來的中美貿易談判中佔據更加有力的位置。

　　中美貿易關係的關注焦點在於美國是否會對中國產品徵收懲罰性關稅，導致中美貿易關係短期出現明顯惡化。45%的全面懲罰性關稅幾無可能發生，但是在美國現有體系下，總統在外貿（和外交）政策方面有相當大的權力。比如，1974年的《貿易法案》規定，美國總統可對那些對美國有大額貿易順差的經濟體實施最多不超過150天的、不超過15%的關稅和（或）進口數量限制，1962年的《貿易擴張法案》允許美國總統針對某些國家某些行業的進口商品實施特別關稅以減緩對美國國內市場的衝擊。

　　貿易紛爭？兩敗俱傷！

　　對中國而言，這種風險不僅來自中美雙邊貿易關係可能出現的變化，也來自於美國一些普遍性的政策調整。比如，最近美國國會在討論的邊境稅調整的方案，一旦通過，將對所有美國進口產品徵收等同於企業所得稅的稅率，而美國出口產品可以得到稅收豁免或退稅。假設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0%，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相當於美元一次性對其他所有國家貨幣貶值20%。這無疑會對全球貿易帶來巨大衝擊，最終也損傷美國自身。

　　中美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也是全球最大的兩個進口國，如果一旦開啟貿易戰，必然帶來兩敗俱傷的局面。基於雙方的共同利益，一部分專家認為特朗普的威脅只是一場口水仗，對中國的指責或許會像歷屆美國總統選舉一樣，在選舉後會煙消雲散。其實，這一觀點過於樂觀，它忽視了在特朗普當選背後代表的社會變化。

　　在全球化的大潮中，雖然蛋糕做得更大，但是在分配上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尤其是發達國家的中低收入階層獲益最少，而這些群體非理性地將分配方面的問題歸咎於全球化中的不公平，是美國貿易政策變化的重要原因。

　　從中美目前的貿易格局看，2015年美國對中國整體貿易逆差為3650億美元，佔美國整體貿易逆差接近一半。中國在電子產品、電氣設備、機械、服裝、傢具等行業對美順差最為顯著。如果按貿易附加值計算，中國對美國貿易逆差的貢獻度明顯降低，但仍然佔到美國整體貿易逆差的27%，超出第二名至第四名（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的總和。因此，在特朗普政府對現有貿易體系的抨擊中，中國很容易成為突出的目標。

　　根據博弈論中經典的納什均衡理論，合作博弈下的雙贏結果是有前提的，現實的結果也可能是非合作博弈下的雙輸局面。要實現雙贏的局面，一種思路是在連續博弈中建立雙方的互信與合作，同時也需要有實質性的反制手段阻止對方的惡手。因此，在中美貿易之間的博弈中，避免衝突坐下來談是走向共贏的方式，也是對中國的最好策略。

　　但是，基於中國對美貿易的依存度要遠遠高於美國對中貿易的依存度這一事實（按附加值計算，2015年中國對美出口佔中國GDP的比率為3%左右，而美國對中國出口僅佔美國GDP的0.6%），中國在雙邊談判中相對處於弱勢，因此需要考慮一些備選的應對方案。比如，如果美國對中國實施懲罰性關稅，中國是否可以實施報復性關稅或允許人民幣貶值以對沖其負面影響，這些相關措施對於貿易、行業、內需、經濟增長、就業等各方面帶來的影響。

　　此外，中國也應該發揮作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和第二大進口國的影響力，聯合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內的其他經濟體共同維護貿易全球化的成果，防止貿易保護主義的進一步抬頭。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在達沃斯論壇上的主題發言，標誌着中國在全球貿易體系的未來發展中會發揮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