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從國際經驗看，解決大城市病基本上都是用了「跳出去建新城」的辦法

　　近日中共中央與國務院聯合印發通知，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引發舉國上下熱議。通知中稱，「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在筆者的記憶中，把設立一個新區稱為「千年大計」，應該是絕無僅有的。\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李迅雷

　　北京自新中國成立至今，已有近七十年的發展歷史，其間的發展速度也是有史以來最快的，無論是城市規模還是輻射影響力，都是歷朝歷代無法比擬的。但北京在超常發展的同時，也面臨着大城市病等諸多問題，如城市的發展模式是攤大餅，目前已攤至六環，交通擁堵現象越來越嚴重，汽車數量暴增帶來的尾氣大量排放，進一步加重了空氣污染，城市已不堪重負。

　　全新理念規劃治理

　　北京作為首都，按原有的城市布局發展下去，要徹底治理頑疾，幾乎不可能，靠通州這樣的副中心疏導，也只是緩解而已，標本難治。

　　如作為經濟金融中心的超大城市上海，有浦東和虹橋兩個機場，而北京主要靠首都國際機場；到2016年底，北京的汽車保有量達到548萬輛，為全國第一，上海為322萬輛，比北京少226萬輛，但人口數量卻超過北京。

　　北京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首都和世界級大城市，單就交通擁堵與空氣污染這兩個問題而言，已是亟待解決。交通擁堵嚴重影響人們的日常出行和辦事效率，污染問題則影響到所有人的健康和生活質量。

　　從國際經驗看，解決大城市病基本上都是用了「跳出去建新城」的辦法。但如果雄安新區的目標僅限於「遷都」，則與通州模式類似，雄安成為北京或首都的副中心，那就稱不上「千年大計」了，甚至還比不上當年深圳經濟特區和浦東開發開放的影響力與歷史意義。

　　從深圳和浦東開發開放的實踐看，建成並取得國內外舉足輕重地位的時間，僅需二十至三十年，所以按深圳和浦東的標準建設雄安新區，最多也只能稱為「百年大計」，稱之為「千年大計」的雄安新區，應該是肩負着更大的歷史使命。

　　有人認為，雄安新區同樣存在缺水和空氣污染等問題。對於這樣淺顯的問題，中央不可能沒有考慮，正如建設雄安新區的七大重點任務中所提到的那樣：建設綠色智慧新城，建成國際一流、綠色、現代、智慧城市；打造優美生態環境，構建藍綠交織、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態城市。也就是說，要用新的理念來治理和改變雄安新區，乃至整個京津冀地區。

　　從現實來看，北京的地理位置和城市布局，都遺留有歷代王朝的傳統模式，即以紫禁城為中心，往外層層圍圈。而未來的雄安新區，將「堅持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位，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來建設」、「打造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的創新發展示範區」。

　　遏制炒房吸引人才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至今，已經過去三年半了。儘管不少領域的改革在頂層設計上已有了雛形，但要落實到位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因為改革會觸及不同階層的利益。

　　正如2014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廣東考察時所說：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攻克體制機制上的頑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

　　但如何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呢？是否可以模仿當年的深圳和浦東開發，通過建立特區或新區的方式，把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六十項改革任務，在一張白紙上實踐，這樣就會減少阻力。當這些改革方案生根落地之後，再向全國推廣？從習近平主席提出的雄安新區七大重點任務的最後兩大任務看，確實與改革有關：推進體制機制改革，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激發市場活力；擴大全方位對外開放，打造擴大開放新高地和對外合作新平台。

　　從宣布設立雄安新區後當地政府所採取的舉措看，也確實有別於其他新區。如當地已對房地產市場採取了限制措施，凍結了全部房產過戶，也嚴禁房地產中介進行房地產買賣交易。事實上，在此之前已經設立了不少國家級新區，但帶來的效應更多體現在當地房價上，至於新區能否起到集聚和輻射作用，就很難說了。

　　從上世紀80至90年代初價格雙軌制下的全民經商，到如今的全民炒房，其本質原因是改革滯後，導致了經濟脫實向虛。當北京、上海、深圳等城鎮居民總收入的來源中，炒房或持有房產所獲得的財產收入，數倍於薪資總收入，有多少人會贊成推房產稅呢？有多少人的利益已經固化在樓市上了？有多少人會擁戴改革呢？

　　對於白紙一張的雄安新區，必須阻止地產商、炒房客進入，防止新區建設的房地產化。惟有在這樣的前提背景下，雄安新區方能建設成為中國開放的新高地和對外合作的新平台，吸引高端高新產業項目和各類人才流入。

　　從2016年中國人才的流動特徵看，北京、上海和深圳已不再是人才流向的第一目標，因為房價高企、生活成本太高。現在要建造雄安新區，就應該植入「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新理念。

　　因此，從尋求改革突圍的角度來看，這個「千年大計、國家大事」的雄安新區，在推出時機的選擇上，確實有點像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演繹着「春天的故事」，通過以點帶面來推動改革，這也許是在為「千年大計」的實施找到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