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曾經對香港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在接受一家媒體專訪時，婉轉地表達他對「港獨」勢力的看法，稱：是真理，不可能被壓制；是謬誤，則自會消失。乍一聽，這番話頗似「禪語」，十分超俗。稍思考，便發覺這是所謂「積極不干預主義」向思想政治領域蔓延。

　　在香港，不知什麼原因，重要政治人物對於反對派的言行往往採取姑息的態度。例如，約三年前，「佔中」運動初興之際，一位同樣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私下對來自北京的一位具一定影響力者進言：「一個巴掌拍不響」，中央宜對「佔中」持觀望態度。

　　「佔中」運動不僅最終惡化至「佔中」行動，而且催生了「本土激進分離勢力」；「本土激進分離勢力」不僅製造「旺角暴亂」，而且，其一部分代表已登堂入室，成了第六屆立法會的「尊貴」議員。香港政治形勢演變至如斯境地，特區政府豈能觀望⁈

　　歷史問題與現實矛盾

　　決不能低估「本土激進分離勢力」。他們或者鼓吹「本土自決」或者主張「港獨」，並取得一部分香港居民同情甚至共鳴，是由於香港存在着三方面具體問題和一項根深蒂固的基本因素。

　　三方面具體問題是：

　　一，在政治上，二○一五年六月反對派否決普選行政長官方案，宣告倫敦從一九八四年決定在香港推行代議政制改革，以對抗香港回歸中國的圖謀破產，傳統「泛民主派」失去了在「一國」幌子下追求所謂「真普選」的機會。本月十號，《明報》評論版刊登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許楨的文章《從一九八四到二○一六——寫在民主回歸的盡頭》，道破了這一點。

　　有人對於「本土激進分離勢力」不提「結束一黨專政」頗感興趣。其實，這正是他們同傳統「泛民主派」的主要區別。後者希望「和平演變」中國，前者則欲同中國分手。「本土激進分離勢力」不提「結束一黨專政」，與他們退出支聯會一年一度「六四」活動是一致的。

　　二，在經濟民生方面，貧富差距惡化導致空前嚴重的階級對立，向上流動性堵塞而向下流動性暢通，使越來越多青年人對現狀不滿、對前途失去自信。

　　要求「本土自決」和「港獨」的青年人，未必因為他們的個人職業和生活狀況，其中，不乏自以為陳義高尚者。但是，同情甚至支持「本土自決」和「港獨」的青年人乃至中老年人，則相當多是由於社會不平等加劇、青年人境遇堪憂。

　　三，在與內地的關係上，一方面，兩地經濟一體化自二○一二年以來遭遇明顯障礙；另一方面，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誕生的香港青年，普遍缺乏與內地聯繫，而他們的前輩，或者來自內地，或者有與內地交往的經歷。

　　不久前，一位台灣學者在本港一家報紙先後發表兩篇文章，稱台灣的一部分青年和香港的一部分青年都有一種「天然獨」傾向。兩篇文章的基本觀點是必須要商榷的，但所揭示的現象令人深思。台灣和香港的一部分青年缺乏同內地交往的經驗，確實是他們滋生「台獨」或「港獨」念頭的原因之一。

　　在融入中保持獨特個性

　　一項根深蒂固的基本因素是：香港受英國逾一個半世紀管治，所形成的傳統核心價值，完全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翻版。

　　從一八四一年五月香港島居民僅七千五百個（絕大多數是漁民），到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全香港約六百五十萬居民，一代又一代中國血統的香港居民，是接受西方價值觀成長的。何況，香港回歸祖國前三十年，是所謂發展最快的「黃金三十年」。香港絕大多數居民思想受英國教化，香港大多數家庭利益繫於港英管治，這個城市自然滋長濃厚的親英感情。

　　相比較，香港大多數家庭的利益來源是可以、也不難轉移的。但是，香港大多數居民被西方灌輸的觀念，以及對西方、尤其英國的情感，可以同利益泉源轉移相脫節而保留相當一段時間。這就是意識形態的特徵，決定了香港傳統核心價值的頑固性。

　　在台灣，無論民進黨的陳水扁政府還是蔡英文政府，都急不可耐地推行「去中國化」，就因為他們深知意識形態的意義。在香港，在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掩護下，傳統意識形態成為儼然不可觸動的禁地，卻不知香港的傳統核心價值，愈益成為「一國兩制」與時俱進的障礙。

　　香港不可能以自我封閉的獨特個體而存在於中國之內，那樣的狀態是「一國兩制」的始點，但不可能是「一國兩制」的恆常形態。「一國兩制」是活生生的實踐和理論創造，要求香港在融入中國的同時保持獨特的個性。

　　然而，香港傳統核心價值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香港大多數居民視之為自己獨特身份認同的標誌和根基。在香港大多數居民的自我意識裏，香港傳統核心價值具有強烈的「主體性」，體現他們捍衛自己的生活世界的意志和決心。這種自我意識和主體性，在「佔中」前主要表現為香港的「本土意識」；但是，在「佔中」、普選行政長官機會夭折後，卻急速質變為「本土自決」和「港獨」。遏止「港獨」要求香港傳統核心價值與時俱進。

　　資深評論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