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隨着內地基建完善，香港的中轉貿易需求下降，香港可積極發展高端製造業，與大灣區形成可持續的產業分工。

　　全球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香港作為中國面向國際的重要窗口，挑戰與機遇共存。筆者認為，特區政府需要積極應對香港面對的各種挑戰，把握相關機遇，進行相應的轉型。

　　貨櫃輪船與資訊科技的技術革新改變全球經濟面貌，跨國金融因監管形式的改變，跨國企業的生產模式、市場運作與資金運籌出現劇烈的變革。為獲取更大的規模效益和更高利潤，跨國企業分解生產流程，形成全球價值鏈。故進入21世紀以來，中間品貿易佔全球貿易的比重平均約為60%。中國為首的東亞地區乘勢崛起，成功吸引製造業入駐並帶動經濟。包括中國台灣在內的東亞11個國家與地區，工業化水平在2008年超過北美和西北歐，在2016年成為全球最大規模的工業聚集區，全球佔比達36.8%。

　　全球大變局也令中國面臨重大挑戰，雙循環戰略應運而生。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相對經濟實力下降，精英階層憂慮情緒蔓延，中國成為眼中釘。特朗普向中國發動貿易戰，拜登聯同歐洲、日本、澳洲等國屢屢製造事端，意圖遏制中國，全球疫情與經濟衝擊又加強了這一趨勢。究其根本，中國進行改革開放，經濟力量的提升最為顯著。自2010年以來，中國製造業增加值連年奪冠，2021年製造業佔到世界的近三分之一。中國在能源與糧食對國際市場的依賴成為軟肋，受到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影響。2021年中國的石油和天然氣的進口依存度分別為72.1%和45.5%，糧食對外依存度為19.4%。在此背景下，中國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中美貿易摩擦前，香港零部件進出口佔比均達40%以上。其中，源於香港的零部件進口佔38.5%，出口至香港則佔25%。2020年，香港對內地的零部件進出口分別為43.8%和55.2%。此外，香港是內地日趨重要的資金來源地。2019年內地吸引的外資當中，來自香港的資金佔比達69.7%，遠高於2008年的44.4%。截至2021年底，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共計1368家，包括H股、紅籌股及民營企業，總市值約為4.3萬億美元，佔港股總市值的79%。

　　香港如今面臨着地緣政治的挑戰，零部件中轉貿易功能受限。香港作為中國面向國際的重要窗口，容易成為地緣政治衝突的前線。特朗普與拜登連連出手，從貿易、輿論與政治制裁等層面打擊香港。特朗普簽署《香港自治法》，取消對香港原有的貿易特別待遇，影響深遠。中美貿易摩擦使得香港零部件中轉貿易功能受限，2017年香港零部件進口與出口佔比分別驟降至20.9%和24.8%，2019年香港零部件進口與出口對內地佔比而言，則回落到34.2%和16.3%。

　　此外，隨着內地基建與設施完善，香港的中轉貿易需求出現下降，貨物與服務進出口增長乏力。香港對內地貨物貿易佔比在2013年達到41.95%峰值後逐年下降，對內地的服務貿易佔比在2012年達到65.1%之後也開始緩慢下降。但香港金融及工商業因內地金融管制，依然保有自身的獨特優勢，此消彼長之間在2014年產值超過貿易及物流業。由於貿易及物流業吸納就業職位多，而金融及工商業創造就業職位較少且收入差距大。

　　然而，香港經濟轉型困難，皆因依賴中轉服務，受制於地域空間狹小、經營成本高昂，造成製造業流失，科創發展人才、應用情景與產業發展空間不足。

　　提升資本及人才吸引力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經濟需要兼顧發展與安全，香港在此其中須逐步轉換經濟角色。雖然當前美國經濟衰落，但美元秩序依然會存續一段時間。中國訂立雙循環戰略，借助內外消費規模與東亞生產網絡穩定本國經濟，驅動南方戰略製造業核心區轉型升級，發展其新的生產方式。因此，中國也需要管理好海外的投資網絡與供應鏈。本港與內地經濟關係密切，也是既定國際經濟治理體系下的自由港，應發揮東亞生產網絡中轉樞紐的原有優勢，滿足內地戰略製造業核心區自主創新轉型的需要。長遠而言，香港經濟角色應從西方主導的經濟重鎮，轉變為中國在國際經濟治理的重要節點，參與其制度建立與落實的過程。在此背景下，香港應當藉此機遇逐步化解各種挑戰，爭取長治久安。

　　香港需要綜合自身所長，順應時代轉變，依託並服務於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拓展美元秩序下的中轉服務，逐步構建起離岸人民幣對海外經濟治理的新功能，服務國家雙循環戰略，驅動全球經濟變局。落到實處，在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與國際航空樞紐等領域，香港應積極拓展功能、優化服務，具體做法包括：香港金融業發展離岸人民幣的交易及融資功能，貿易及物流業積極發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的能源與糧食聯繫，加強中國對大宗商品市場網絡的定價權，並積極發展綠色能源市場。也因此，香港應圍繞以上業務構建大灣區及面向「一帶一路」的公共服務體系，對內積極興建公屋與產業園區作為政策籌碼，抵銷自身土地成本高昂的劣勢。香港透過變革增加發展機會，進而提升大灣區對國際資本及人才的吸引力。

　　發展高端製造業

　　在此過程當中，香港可積極發展依託中轉服務業的高端製造業，包括數據分析等科技服務業、部分圍繞着飛機等物流業的零部件維修及生產，與大灣區及長三角地區形成可持續的產業分工。香港可藉此逐步重振高附加值的貿易及物流業，吸納更多就業人口，緩解貧富差距。此外，香港可利用金融中心優勢降低地緣政治風險，譬如特區政府可與內地其他城市合作，圍繞美元中轉資金業務進行分工，可考慮的城市包括但不限於如澳門、廣州和上海等。同時，香港也應加強國家安全建設，包括區議會功能及機制的變革、國家安全法的執行與二十三條立法，加強國民教育與媒體管理等，鞏固「一國兩制」與愛國者治港的制度優勢。

　　總括而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推進，風險與機遇並存。香港作為國家面向國際市場的窗口，素來借助西方主導國際經濟秩序中的重鎮定位，服務於中國內地經濟之所需。如今中國面對地緣政治挑戰，香港原有功能受到限制，治理基礎也亟待加強。香港當善用所長，服務國家雙循環戰略，轉變其經濟角色，在此過程中逐步化解內憂外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