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分析認為，推動服務消費發展，對暢通國內大循環至關重要/新華社

　　二季度以來國內經濟持續回暖，但消費，特別是服務消費恢復節奏緩慢，成為經濟進一步復甦和暢通國內大循環的重要阻礙。鑒於服務消費統計數據匱乏，我們梳理了各類相關的統計指標，包括宏觀、行業、高頻等數據，並結合京東大數據和萬家上市公司最新財務數據，全方位展示疫情衝擊下的服務消費變化及其影響因素，最終提出針對性政策建議。

　　一、服務消費恢復緩慢，改善空間較大

　　受疫情衝擊，服務消費佔比明顯回落。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服務消費在居民消費支出中的佔比僅為45.1%，較2019年大幅下降5.1個百分點，創有數據記錄（2018年3季度）以來的最低水平。相比貨物消費，新冠疫情對服務消費造成了更為嚴重的衝擊。

　　其他宏觀指標也反映出服務消費的疲弱。比如，7月商品零售同比轉正至0.2%，而作為服務消費代表的餐飲收入降幅仍有11%，與商品零售差距明顯；消費品和服務CPI也出現較大分化。7月消費品價格同比保持在4.3%，而服務價格已經跌至零，這也是2010年以來的新低。

　　基於城鄉一體化住戶調查的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也是觀察服務消費的重要視角。該指標分為八大類，包括食品煙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務、交通通信、教育文娛、醫療保健以及其他用品及服務。我們一般認為，居住、交通通信、教育文娛、醫療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務類是以服務消費為主。

　　部分服務消費支出尚未出現回暖跡象。二季度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同比從一季度的-8.2%回升至-3.3%，其中食品煙酒、交通通信、生活用品及服務等出現明顯好轉。然而，以服務消費為主的教育文娛、醫療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務項同比降幅分別為35.3%、9.7%、23.1%，仍未出現回暖跡象。

　　從佔比看，教育文娛類下滑，食品、居住類上升。與去年同期相比，教育文娛類的佔比從10.1%大幅降至6.8%，醫療保健、衣着、其他用品及服務類也出現一定程度的回落；而食品煙酒、居住類（剛性支出為主）的佔比明顯上升，分別達到30%和26.4%。

　　基於城鄉住戶調查，我們簡單估算，二季度貨物消費已重回正增長（0.8%），而服務消費仍處深度負區間（-7.3%），兩者之間的缺口超過8個百分點（具體數字會有偏差，但整體趨勢值得參考）。這表明新冠疫情對服務消費的負面影響遠大於貨物消費，服務消費的恢復速度明顯滯後。

　　二、服務消費復甦面臨哪些障礙？

　　直接障礙：防疫措施限制，疊加消費行為變化

　　一方面，疫情防控措施限制服務業復工復產和場景消費。雖然國內疫情防控取得積極成果，但有效疫苗尚未出現、疫情反覆可能較大，部分防控措施不得不保留。在此情況下，由於許多服務消費活動具有聚集性和接觸性的特徵（比如交通運輸、住宿餐飲、文化娛樂等），因而相關企業的復工條件更為嚴格，消費場景也會受到較大程度的限制。此外，人們的心理顧慮短期難以消除，而許多服務消費又無法向線上轉移，這也會阻礙服務消費的修復。

　　另一方面，相比商品消費，宏觀經濟形勢惡化對服務消費的衝擊更大。當居民收入、就業出現問題時，人們通常會選擇維持必需消費，同時削減可選消費，而眾多服務消費都屬於可選消費範疇。這一特徵在上述居民消費支出數據中表現得非常明顯，食品、居住等必需消費大類快速修復，而教育文娛、醫療保健、交通通信等可選消費（服務消費為主）則大幅回落。

　　背後因素：居民收入下滑，消費意願減弱

　　新冠疫情對國內經濟造成沉重打擊，居民收入快速惡化。居民收入是決定消費的首要因素，同時又與一國經濟增長相匹配。疫情之下，上半年實際GDP同比降1.6%；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和實際同比分別降至2.4%和-1.3%，均較2019年下滑7個百分點左右，居民收入惡化必然導致消費不振。

　　隨着收入下降，居民減少當期消費、增加預防性儲蓄的傾向明顯提升。從數據上看，一是上半年居民消費支出降幅高達9.3%、與居民收入明顯背離，反映消費者邊際消費傾向弱化；二是消費者信心指數中的消費意願分項大幅下滑，7月數值僅106，處在歷史低位；三是金融機構居民存款累計同比從2月的-20.6%的低點升至7月的13.3%，反映居民在主動增加儲蓄。

　　基於京東消費大數據，我們也發現，雖然近期線上消費提速，但低收入群體、下沉市場以及中西部省份的恢復遲緩。消費反彈不平衡的背後，疫情衝擊下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是主要癥結。因此，加大對特定人群和地區的定向支持、緩解收入不平衡，是推動消費進一步回升的關鍵。

　　今年以來，多項就業數據表明就業壓力高企，特別是服務業。而就業壓力傳導致收入端、信心端，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不言而喻。

　　如今年2月城鎮登記調查失業率一度超6%，7月為5.7%，考慮到相當數量的中低收入群體（如城鎮非常住農民工）未被納入統計，真實失業率必然大幅高於這一數值；非製造業PMI就業分項長期位於榮枯線以下，7月為48.3%，其中服務業更是只有47.2%，中樞較去年顯著下移；二季度中國就業市場景氣指數（CIER）降至1.35%，創七年以來的新低。分企業類型看，不同企業就業景氣度均有下行，中小微企業表現尤為疲弱。

　　未來中小企業的失業風險不可低估。根據新三板民營掛牌企業二季報數據，2020年上半年，樣本企業合計營收、淨利潤同比分別下滑14.4%、0.3%；同時，人力成本佔比升至16.0%。這一情況持續下去，面臨巨大成本壓力的企業將不可避免地通過裁員來緩解經營和生存壓力。因此，接下來中低收入人群集中的中小企業失業抬升風險仍需重點關注。

　　三、立足國內大循環，大力發展服務消費

　　中國服務消費的增長潛力和空間巨大。對比幾個發達經濟體（美、日、韓）人均GDP首次超過一萬美元的年份，中國服務消費佔比低於美國和韓國2-3個百分點。根據上述國家服務消費佔比變化趨勢，達到相同水平可能還需5年左右的時間。2019年，美國、日本、韓國的服務消費佔比更是達到69%、59%和59%，這表明中國服務消費的成長空間十分廣闊。

　　推動服務消費發展對於暢通國內大循環至關重要。短期來看，由於前期服務消費恢復較為滯後，未來一段時間將是推動經濟復甦的重要動力；長遠來看，大力發展服務消費、確保消費市場規模擴大和結構升級，既是緩解供需矛盾的需要，也對保障就業民生、釋放經濟活力有着重要意義。因此，立足國內大循環，我們需要從供需兩側入手，加快推動服務消費回到正軌。具體來看：

　　一是盡快推動服務業全面恢復經營，放寬復工復產條件。一方面，在利用好科技手段做好疫情監測防控的同時，推動服務行業企業復工復產應復盡復，杜絕過度防控。另一方面，積極創造條件協調解決相關企業在資金和防護物資等方面存在的困難，加大宣傳力度、消除居民消費的心理顧慮，促進服務消費需求盡快復甦。

　　二是加大穩就業政策力度，多措並舉提高居民收入。例如，強化積極財政對特定企業和人群的定點幫扶，如減免、降低或延期支付稅費、完善社保和公積金制度、發放消費券或現金券、推廣普惠性消費信貸等。長期來看，推進要素自由流動、加強科技創新，釋放經濟潛力以提高居民收入；深化財稅體制改革，降低中低收入群體稅收負擔，提升收入再分配的公平性。

　　三是培育高質量的國產服務供給，實現供給分層。一方面，放開服務行業限制，鼓勵民營資本進入相關行業（特別是醫療、教育、養老等），帶來更高質量的服務消費供給。另一方面，打破傳統業態慣性思維，深入推進各行業的數字化轉型，為不同人群打造有針對性的服務產品，實現多層次的服務消費供給。

　　此外，盡快完善服務消費統計監測體系。這既是全面掌握消費的發展趨勢、結構變化的需要，也可為經濟研究、政策決策提供更完備的數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