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具有商品和貨幣兩種屬性。在清代實際社會經濟活動中，黃金既是製造奢侈品的材料，又像白銀一樣起到計量商品價值的作用。從國家層面看，自清初起，國庫裏的財富以黃金居首、白銀其次、錢幣第三，旁及玉石珠寶。

　　清代朝廷即中央政府的國庫，有內、外庫之分。外庫，即戶部所屬銀庫，其中財富俗稱「公帑」，歸戶部管理。內庫，即皇家內務府廣儲司所屬銀庫，其中財富俗稱「內帑」，用於皇家開支，戶部已無權支配。同治年間之前，內帑直接由海關、鹽課繳進；同治年間開始，由各省、海關、戶部等劃撥、籌措。\姜舜源（文、圖）

　　故宮博物院收藏清代大量黃金製品，從金印、金冊等典章文物，到「金甌永固」杯、金編鐘、金角端、金香筒等工藝品，金盆、金碗、金盤等日用品，它們在管理上其實都像金錠、銀錠等一樣，歸屬金銀財寶，由國家戶部銀庫（即如今金庫）或內務府廣儲司等財務部門管理。

　　外庫銀多金少

　　戶部銀庫在北京天安門外，千步廊東廊以東的戶部衙署後院，故又稱「後庫」，原址大致在現中國國家博物館大樓中北部一帶；廣儲司銀庫在紫禁城太和殿西配殿弘義閣內。清初文學家、詩人吳偉業之子吳暻曾任戶部主事（處級官員），撰《左司筆記》記載康熙三十九年（一七○○至一七○一年初）即十八世紀第一年外庫庫存數：金二千六百六十八兩，銀四千零五十二萬二千二百七十二兩；此期間銀庫歲入數：金四百一十九兩八錢，銀九百七十萬七千四百零九兩五錢。盛京庫總目：金三十三兩六錢，銀八十八萬九千八百四十二兩二錢。後來乾隆時期，庫存銀由三千萬兩增至七千萬兩；鴉片戰爭翌年一八四一年國庫虧銀九百餘萬兩。

　　明末銀庫曾遭李自成起義軍洗劫，入清仍有前明零星遺產。《左司筆記》記載：「一日，偶從大司農吉水李公（李振裕）、少司農興化李公閱視後庫，見銀庫有一元寶重一千六百兩者，色黝黑如漆，上鐫『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六年）晉藩南山主人造』十三字。」是晉王進貢嘉靖皇帝的。清後期張培仁《妙香室叢話》所述更為誇張：「初白翁（金庸先生的先祖查慎行）云，北京戶部節慎庫（應為工部庫），金銀元寶各一，蓋鎮庫之物。以梯登其上，其邊尚高於人，上刻『永樂九年』（一四一一年）。」

　　國家銀庫裏黃金存量比白銀少得多，而且主要用於賞賜、製造器物。但黃金始終是國庫裏居首位的財富，直到晚清改制，戶部改為度支部，下設金銀庫，職能仍原銀庫職能：「金銀庫，掌金帛期會。」

　　戶部銀庫、內務府銀庫，俱派皇帝的親兵鑲黃旗官兵看守，但銀庫貪污、虧空案時有發生。《養吉齋餘錄》卷八稱：銀庫管理積弊已久，以往主管者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只是嘉慶時新上任的趙佩湘管理稍微嚴厲一些，一日從銀庫下班回家突然暴亡，人們都懷疑是被人投毒。因此繼任者更不敢過問銀庫的事。嘉慶、道光時御史陳鴻（號午橋）在都察院時，曾奉命稽察銀庫。陳鴻受命後親自現場監視銀庫出納，杜絕虛收虛放諸弊，庫吏們恨得咬牙切齒，他卻奮然不顧。但有一點：在銀庫不敢飲那裏的一勺水。數年後，假照截留案發，由銀庫牽引致千餘人獲罪。至此有人悔嘆：假使人人都如陳御史，我輩怎會落到如此地步耶！

　　內庫金銀並重

　　弘義閣為上下兩層樓，樓閣建築本身高二十點一一米，連同基座通高二十三點八八米。上下層之間為「廡座」層。下層面闊九間計四十三點六八米，進深三間計十六點七○米，面積約七百三十平方米。作為太和殿的配殿，其地面一層並未採用大殿隔扇門結構的金扉、金鎖窗，而是直欞窗、木板門庫房配置；二樓則是金扉、金鎖窗。與之相對的東配殿體仁閣也是庫房，也採用這種工程作法；相鄰的太和殿東、西、南廊廡因為都是庫房，也採用體仁閣、弘義閣一層的標配。考慮到金、銀、銅錢的巨大比重，銀錠、銅錢等重量、數量都很大，應該主要放在下層，而上層存放數量較少的黃金、寶玉石及分量輕的東西。以黃金儲存最高峰的嘉慶四年四萬一千多兩計，也不過三千斤，合今一點五噸，帶「廡座」的上層足以承受。

　　內務府銀庫真正是皇家的錢袋子，各朝皇帝都再三降旨申誡，儘管在太和殿院內，也要派兵在庫內外駐守，並且多次增加巡邏人數。嘉慶十四年（一八○九年）五月上諭提到：「銀庫內每日章京一員，護軍校十員，進庫直宿；又護軍十名，於庫門外巡邏。」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十一月又諭，晚上太和殿庭院封門後，值班更籌（類似接力棒）通過後左門門縫傳進，依次經過中左、昭德、貞度、中右門，最後由後右門門縫傳出，接續巡查。

　　根據《內務府奏銷檔》等檔案記載，各時期內庫庫存數為：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實存頭等金至六成金七項，重一萬九千零三十五兩六分；不計成色並自成螺形生金二項，重五百八十六兩八錢；銀一百二十九萬八千五百七十三兩三錢四釐。嘉慶四年（一七九九至一八○○年初）也就是十八世紀最後一年，各色金二萬一千七百五十二兩六分一釐；造辦處存貯各色金一萬三百十兩三錢五分；由甯壽宮領出交廣儲司銀庫，二兩平各色金一萬兩，折庫平金九千四百兩。以上三項，共各色金四萬一千四百六十二兩四錢一分一釐。這一年內務府存金登峰造極，應該就是查抄和珅的家產所得。鴉片戰爭當年即道光二十年（一八四○年），內庫存金二萬九千五百四十二兩七錢三分五釐八毫，銀六十一萬八千八百六十九兩五錢五釐七毫。看來道光時國庫拮据，但嘉慶時的余財尚存，內庫庫存頗豐。當然這與道光帝厲行節儉、壓縮內廷開支不無關係。林則徐《軟塵私劄》稱，道光帝在位期間尤其節儉，「某公主下嫁，治奩限以二千金。」宮中妃嬪們，不到過年過節不得食肉。還有以往慣例，皇上御膳格外預備四桌，以其中兩桌賜給御前值班的大臣，兩桌分賞給妃嬪們，道光時賞妃嬪們的兩桌免了。在道光帝看來，不能眼睜睜看着值班的大臣中午沒飯吃，這兩桌應賞；但妃嬪們明明都有自己例份錢，為什麼還要揩皇帝的油、慷國家的慨呢。

　　內庫經費不從外庫出

　　鮮為人知的是，同治之前，內庫資金不是從戶部國庫裏劃撥，而是由海關、鹽課收入中直接抽取。光緒八年（一七八二年）八月總管內務府奏摺稱：「我朝定製，內務府錢糧，俱在正供之外，內無關於部庫，外無涉於地丁。宮中、府中，界線分明。是以同治以前，外廷從無議及內府經費之事者。」這種作法可能始於唐朝，南宋葉廷珪《海錄碎事．市舶門》、潘自牧《記纂淵海．提舉市舶》，均引唐廣州司馬劉恂《市舶錄》稱廣州海關：「市舶者，其利不貲榷，金山珠海，天子南庫也。」從那時起，廣州外貿關稅之一部分，就成為皇帝的私房錢。

　　一八六○年英法聯軍侵犯北京，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英法等列強強迫清政府簽訂《北京條約》，清政府逐步失去海關主權，海關、鹽課收入大減，已不能支撐內庫預算。從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開始向各省、粵海關募集資金：「撥及各省銀六十萬兩，粵海關銀三十萬兩，並內府雜款約計百一十餘萬兩。至內府用款，一年需用銀一百二十三萬兩，每年約虧銀二十萬兩。」《清宮述聞》收錄了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即甲午戰爭那年內庫收入金兩數目：「由討領得足金四百兩，粵海關監督交到四季分足金二千兩。以上共進足金二千四百兩。」還有各省、粵海關「共進銀一百萬二千六百八十九兩三錢二分三釐」及「共進錢十六萬三千二百八十串」的清單，正是「每年約虧銀二十萬兩」。該年用足金二千零四十四兩，用銀一百二十五萬七千二百九十三兩、錢十五萬九千二百三十二串。因為經費緊張，戶部與內務府互相指責，戶部堂官參奏內務府堂官不能撙節，抱怨撥款三十萬兩太多。慈禧太后降旨：以後每年再添五十萬兩。

　　到了宣統元年（一九○九年）為溥儀的父親載灃鑄造攝政王金印，需用五成金，內務府廣儲司銀庫竟然無金可提。最終通融結果，是由外庫度支部金銀庫提出一百五十兩純金，熔化為三百兩五成金。

　　金銀匯價一路走高

　　中國自金代出現銀本位制後，白銀價值提高，黃金主要製造奢侈品，但仍是最貴重的貨幣，而且在實際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中存在着金銀折算的匯率。清代金銀匯價：前期二百年間一兌十，光緒初一兌二十。光緒三十年（一九○四年）前後討論實行金本位、鑄造金幣期間，戶部提出「金一兩抵銀三十二兩」的金銀兌換價，即一兩黃金兌換白銀二斤。好比如今香港實行的聯繫匯率。因當時中國基本不產黃金，金、銀、銅錢匯價很難控制，政府無力「貼平」固定匯率帶來的不可預測的巨額匯兌差價，金本位最終並未實行。而清末金銀匯價飆至一兌五十。

　　（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北京博物館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