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道具師是電影行業的「背景板」

　　迫於無奈的抉擇？

　　穿過「偉勁製作」做道具的場地和拍攝場地，來到裏面的辦公室，一路上人流稀落，「阿全（老闆）這裏原先有廿幾個道具師，到現在只剩十幾個。」道具師阿龍說。同電影行業其他工種一樣，道具師幾乎都是打散工，疫情期間領不到政府的補助，沒有工開，便收入驟降。僅「偉勁製作」一家公司，生意沒了九成，人手少了四成，不少道具師為了生計被迫離開行業，另覓出路。

　　湮沒在觀塘附近大大小小的電影公司裏，「偉勁製作」自成立至今已參與包括《使徒行者》、《春嬌救志明》、《明月幾時有》在內，逾八十部電影的製作。沒有牌匾，沒有門頭，工廈的電梯門打開，還以為來到一間傢具工廠。電鑽聲陣陣，各種木材、裝修工具堆積，隔着口罩也能聞到空氣裏濃重的油漆味道，道具師阿龍穿着又寬又鬆的短袖衫加短褲，放下手頭的工具出來迎接。時隔數月，終於開工了。

　　收入─幾萬VS.幾千

　　道具師是看似光鮮亮麗的電影行業中默默無聞的一群人。他們製作桌椅板櫈，搭建故事的時代背景；也製作逼真的橡膠槍支刀具、糖膠玻璃樽等特殊道具，保護演員不受傷害。他們是電影行業的「背景板」與「保護傘」，是電影這個巨大的工業機器運轉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入行前，阿龍曾在電視台做過一段時間布景工作，但因工作內容重複無新意，三四年前轉了行做道具師。「原因是覺得做電影更有趣一點，也能學到更多的東西。」平日除了負責道具油漆外，阿龍也做一些特殊的道具效果，比如拍一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戲，他就要將一些傢具做成八十年代的懷舊效果。

　　道具師的工作時間不固定，如果要跟劇組，就更是沒日沒夜了。但辛苦總有所得。阿龍介紹，過去行業好景的時候，道具師們一個月多則能賺到五萬多，而這一年來，收入一落千丈，「其實從去年『（修例）風波』開始，行情就不太好。到今年的疫情，（開工）直接跌到零，一個月的收入連一萬都沒有。」

　　與燈光、導演等行業不同，在香港，並沒有專門開設道具課程的大專院校，因此道具師入行多靠熟人介紹。缺乏職業培訓的渠道，加之近年來香港電影工業每況愈下，道具行業在疫情發生前便青黃不接，全港電影道具工作從業者只有七十多人。突如其來的疫情，更讓他們的處境雪上加霜。

　　開支─養家VS.節省

　　「其實，前段時間我都有考慮過轉行的。」阿龍說。疫情期間沒有工開，看到有朋友做地盤，有工開、有糧出，阿龍心動過。好在他尚年輕，屋企只有老爸老媽需要照顧，養家壓力不算大，在生活的開支上節省一點，面對疫情衝擊，阿龍說暫時還能挨得住。「如果要供樓養家，那一定轉行。要執生的。」

　　順着公司的窗戶，阿龍指了指對面的大廈，「之前有位同事，因為有家要養，已經轉咗行，就在馬路對面的一家運輸公司，送快遞。」

　　這個同事名叫阿樂。「運輸行業其實都係多勞多得，就算佢個底薪可能同電影行業差好遠，但係有得博，我都想去博下，始終要養家。」阿樂說。

　　在進入影視行業之前，阿樂都做過運輸，疫情期間他上網搵工，見到各間運輸公司都大量請人，思想掙扎過後，便去了順豐。「電影行業本身都已經係唔穩定嘅職業，疫情期間特別見到差異，本來幾萬的收入變咗幾千。」阿樂嘆道：「屋企真係需要開支；供樓養小朋友，水電煤差餉，樣樣都要錢，冇收入就只能靠老婆，但老婆都撐唔得幾耐。」

　　在轉行去速遞公司之前，阿樂也有問過其他電影同行，發現大家都沒有工開，「有好多行家都已經早早轉行，我已經算遲。」他形容自己轉行時的心情「超級掙扎」，最大的原因是覺得收入實在差太遠。

　　轉行─風光VS.嫌棄

　　過去阿樂在道具公司負責電影陳設和置景，光景好的時候賺得多，又風光，身邊朋友個個都是藝人明星。如今成為速遞員，身份的落差令其感嘆：「呢段時間最深感受係，覺得呢個世界嘅人真係好睇你份職業。」他記得自己以前做電影電視的時候，接觸到的人對他的態度都特別好，「原先啲人聽到我呢個職業係會雙眼發光。」但是如今來到速遞公司以後，卻飽受職業歧視之苦，「我主要派件嘅地方係私人大型屋苑，成日都要派貨畀啲中產（人士）。」他透露，「我試過派錯一件貨，只係值九十九蚊，個客打電話畀我，罵足一日。」

　　此前政府公布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其中未涉及電影界，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田啟文因此召開記者會，提到很多業內人士一旦轉行就很難再回到行業中來。其實，阿樂自己並非如此，他說如果電影界情況轉好，他一定會考慮重新做回道具師。但問題是：「到底幾時才能真正變好？」香港電影業一直萎縮，行業狀況整體低迷已非一朝一夕，「如果又好似而家咁一年好，一年差，一年又好，咁嘅工你會想做？」

　　採訪接近尾聲，阿樂希望記者可以隱去他的名字。社交媒體的頭像上，阿樂一家三口，擁在一起，笑得幸福。

　　圖片：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