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金庸和他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

　　一九五五年金庸在《大公報》子報《新晚報》副刊的「天方夜譚」版連載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每天一段，共連載了五百七十四天，引得讀者爭相購買，一時洛陽紙貴。連載一段時間後，不但使《新晚報》銷量倍增，還被作為電台廣播和街頭說書的題材，金庸本人聲名大噪，其作品亦掀起新派武俠小說新潮流。/大公報記者 劉 毅

　　一九五四年，一場比武熱爆港澳，金庸與梁羽生奇招迭出，為武俠小說打造新紀元，作品連載叫好叫座，其後結集流傳更廣，從而形成中國文學新門類──新派武俠小說。

　　寧可無武 不可無俠

　　相比較舊派武俠小說常與民族主義緊密相聯，金庸的小說則提出民族之別能否替代是非之別的疑問，將儒釋道中的「仁義」推向新高度，且以瑰麗的筆下江湖構建「寧可無武，不可無俠」的人生理想，也用刀光劍影的武俠世界勾勒出中國文人的風骨面貌，一句「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可概括書中精髓。

　　解剖人性、張揚慾望是金庸塑造新派武俠小說的另一個延伸，就連寫山寫水，都講究歷史、地理、時間、空間的高度統一，最終都是為「寫人」而服務。例如《神鵰俠侶》裏的「絕情谷」，即是金庸以弗洛伊德提出的「水仙花人格」為論據，對人物心理空間的一種暗喻。不僅如此，他在傳統武俠世界之外，不再局限於某一個場景的恩怨情仇，而是將俠之種種，鋪陳在廣闊的江湖空間，讓民族精神於萬里山河間盡情流淌。小說中的地理範圍，也大大開拓本地人的閱讀空間和想像力，如《書劍恩仇錄》中的陳家洛就曾到過回疆戈壁、中原華山、嵩山、泰山、北京紫禁城、東北長白山等地；《射鵰英雄傳》的郭靖，其足跡從蒙古大漠至中土江湖，踏足領域不可謂不廣。

　　論及金庸小說在香港的風靡，與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社會風氣有關，當時的香港社會並無太大的動盪，市民生活相對安定，電視和互聯網都未有普及，故而人們在工餘閒暇時間得以閱讀報紙和小說，令《新晚報》的武俠專欄更成為香港人每天追看的讀物。香港導演許鞍華曾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回憶道：「當年梁羽生、金庸於《新晚報》連載武俠小說時，祖父和父親為了二人的武俠專欄，每日必買報紙閱讀。」

　　陪伴了幾代人歲月

　　《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曾言，金庸的文字都是純粹的漢語，實際上這個純粹的漢語是從明末清初的筆記文學傳統出來的，又吸收現代漢語的詞彙和語法，哪個章節獨立起來都如同一篇優美的散文，達到了錢鍾書所說「清通」之境界，這對當時的香港來說，突然看到如此規範的文字，非常新鮮也非常吸引人。

　　可以說，金庸的小說既吸收西方文學的敘事技巧，又兼具中國古典小說的章回小說特色，將心理描寫、審美情趣與詩詞歌賦、歷史典故、大好山河融會貫通，又植根香港，在一定程度上慰藉本地移民對於祖國文化的離愁情緒。此外，字裏行間若隱若現的政治抱負，為金庸贏得更高門檻的讀者，使其超脫傳統武俠小說的敘事框架，但立足點都在一個人字之上。

　　因此，閱讀金庸的小說，不僅是看他筆下的俠義江湖，更多的是對人生的思索，其一生創作十五部小說，共計一千四百二十七個人物，陪伴幾代人的青春歲月，大師雖已駕鶴西遊，但他遍及全球的讀者，不論是青春少年，還是垂暮老者，腦海中偶然蹦出的文段，都足以影響他們的一生。

　　另外，《大公報》副刊從十月二十八日開始，連續四期，逢每周日在「人文歷史」版面刊登「金庸小說歷史原型趣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