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朗讀者》內地譯本，譯林出版社
「雪崩中，沒有一片雪花覺得自己有責任。」
斯坦尼斯洛的名句，道出了歷史的弔詭，也道出了每一個平庸的惡者內心的狡猾與麻木……
他們如此篤定於自己的行為，做一片盡忠職守的「雪花」。
勇敢者，可傾覆自己，面對荒涼過後的泥濘；懦弱者，抱殘守缺，了此一生。
重讀《朗讀者》。
這本書的意義，總覺得，在於重溫。不同的年齡閱讀，會有相異的認知與結論。這意義或許和堅執相關。但是，換一個角度來說，它亦會提示，用一己的價值評判體系去估價他人的行為，是愚不可及的事。
初讀時，很容易將之總結為兩個失敗者的故事。漢娜和米夏，在各自的人生中逸出軌道，進而改變對方。歷史的顛覆中，難以全身。一個罪惡深重，一個肩負陰霾。這場角力，以少年的情慾開始。「如果貪婪的目光像肉慾的滿足一樣惡劣，如果主動想像和幻想行為一樣不堪的話，那麼，為什麼不選擇肉慾的滿足和幻想的行為呢？我一天比一天地清楚，我無法擺脫這種邪念。這樣，我決定把邪念付諸行動。」但最後敗下陣來的，也是他。他投入了愛，不僅因迷戀這個女人豐熟的肉體，在一次又一次的衝突中延宕與遷就，同時間，他從未意識到，自己的一生輸給了一個秘密。漢娜的失蹤與藏匿，突如其來。他們儀式一樣的幽會，已千篇一律。洗澡、朗讀、做愛。他為這個女人朗讀，以他們的母語。《奧德賽》、《戰爭與和平》、《一個窩囊廢的生涯》。比起性事，她似乎對此甘之若飴。
私人罪感與公共罪感
在她不告而別之後，重逢已是在法庭上。米夏以法律系實習生的身份，列席納粹集中營罪行的審判。而被告之一，正是漢娜。漢娜在二戰時期做過納粹集中營的看守，因對三百多名猶太囚犯的死亡負有責任而受審。米夏心中的煎熬隨審判的進行日劇加深，而漢娜往日的秘密也初現端倪——她是個文盲。她一直保守着不可言說的秘密。而她的一生，也為這個秘密而左右。「她害怕暴露出來。這也是她拒絕被培養成電車司機的原因，因為做售票員可以掩蓋她這個缺陷，而一旦成為司機，弱點就非露餡不可。這也是她要離開西門子公司，而去當一名看守的原因。這也是她自己承認寫了報告，而拒絕邀請專家來鑒定筆跡的原因。」漢娜攬下了所有的罪名，最終被判終身監禁。米夏為自己明知漢娜的秘密，但卻沒有勇氣替她澄清罪責而負疚，私人罪感與公共罪感──為納粹期間「德國罪過」所負有的罪感──之間形成了衝突，也為「二代記憶」提出了它所特有的記憶倫理難題。
這構成了在八年以後，米夏再次成為朗讀者的起點。其間，他經歷了失敗的婚姻，乃至受挫的性愛。他尋找過的每個女人，都有漢娜的輪廓。他重讀《奧德賽》，發覺這個故事，說的不是回歸，而是重新的出發。於是，他又開始朗讀，並錄音，將它們寄給了服刑的漢娜。施林茲勒、契訶夫的短篇小說，海涅與默里克的詩歌。第四年時，他收到了漢娜的回信。「小傢伙，上個故事很特別。謝謝。」漢娜依照他寄來的磁帶，與書籍的閱讀，學會了寫字。
以「無知」開始 以「文明」結束
是的，看到了這裏，我怦然心動。類似於某種邏輯的打通。不是文學的邏輯，而是漢娜人生的邏輯。她終於可以真正通順地梳理自己，而非一味無原則地羞愧。她一生的罪感，起初來自於掩飾。掩飾的是自己與文明之間的鴻溝。不惜卑微地退縮、企圖泯然眾人。但當她學會了讀寫，卻清晰地發現，自己更為深切的罪。在獄中，她找來閱讀的是猶太人幸存者的文學作品──普里莫．萊維、埃利．維賽爾、讓．艾默里（Jean Améry）等人寫集中營的書，還有赫斯的罪行錄與阿倫特關於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被處絞刑的報告。
書中並未以任何敘述視角透露，這些作品給予漢娜的影響。但她在自盡之前，十分妥貼地安排了將自己一生的積蓄，留給了指向她罪行的那場大火中唯一的幸存者，一位猶太裔的女作家。
這其間有清晰的隱喻意義。她作為戰犯，向德國「二代記憶」的記錄者所表示的懺悔與救贖。而這一切，以「無知」開始，以「文明」結束。小說未寫其覺醒，但卻在法庭上借漢娜之口，質問了法官，「此時此境，你會怎麼辦？」
「文盲」是一個簡單粗暴的解釋罪行的理由。而深諳文明內核的社會精英，曾如漢娜一樣地做出自我的選擇。這是戰後的德國，在不斷強化對道德機制的開啟，重新反思過去的綿長過程中，積極致力面對的問題。「雪崩中，沒有一片雪花覺得自己有責任。」斯坦尼斯洛的名句，道出了歷史的弔詭，也道出了每一個平庸的惡者內心的狡猾與麻木。漢娜或是幸運的，因其「文盲」的身份、支離破碎的知識體系。「識字」的過程，造就其重新認識世界和自我的過程。在冒昧中撥雲見日。而精英者，代表着這世界上的擁有朗讀權力、卻甘於「默讀」的人。他們和文明之間，存在着自欺欺人的斷裂。他們如此篤定於自己的行為，做一片盡忠職守的「雪花」。勇敢者，可傾覆自己，面對荒涼過後的泥濘；懦弱者，抱殘守缺，了此一生。
在這個過程中，文明乃至藝術，扮演了什麼角色。德國戲劇家彼得．史耐德回憶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奧斯威辛審判時他參加學生運動的情形。他所關注的是，如何處理在家庭結構中面對父輩的感情，與將之放在歷史節點評判時所帶來的道德困惑。他的父親是一位作曲家和樂隊指揮，他說道：「就在我們反叛的時候，我們也盡力保護自己的家庭。我們從來沒有問過父親這個顯然該問的問題：當猶太人音樂演奏者一個個被清除出樂隊的時候，你做了些什麼？」可嘆的是，這個問題，恰與一部電影構成了微妙的互文。
這部電影叫做《鋼琴家》（The Pianist），取材自波蘭猶太裔作曲家和鋼琴家華迪史洛．史匹曼（Władysław Szpilman）的回憶錄。其恰從受害者的角度，對這個問題給予了回應。史匹曼在迫害中流離，偶遇德國軍官威爾姆．歐森菲德，被認出是猶太人。問及職業時史匹曼說自己是一個鋼琴家，於是被要求演奏一曲。史匹曼演奏了蕭邦的第一號敘事曲，琴技折服了歐森菲德。他因此決定協助史匹曼躲藏，並定時提供生活所需。不言而喻，這對於史匹曼最終逃出生天提供了重要的幫助。軍官的設定，亦符合《夜間守門人》式的刻板印象。表面上看，由於藝術的共情性，造就歐森菲德施以「小善」，從而保留了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但究其底裏，史匹曼得以幸存，並非因為他是一個猶太人，甚至是「人」，而是因為他是傑出的藝術載體、他精湛的技藝。得以全身，恰在於其本人被充分地「物化」。藝術家超越國族立場的個人經歷，並不鮮見。在巴黎尋求政治避難的前蘇聯芭蕾舞者雷里耶夫，也是一例。我曾經在《北鳶》中寫到京劇名伶言秋凰，為票友和田中佐所賞識，納為知音禁臠。但成敗一蕭何，因為對京劇的痴迷，其最終為前者所刺殺。完成了民族大義的言老闆，說到底，恰是實現了從藝術的替代物，最終覺醒為「人」的過程。
通過朗讀完成自我救贖
某種意義上說，「朗讀者」米夏，也是一個載體。他承載了「過去」的文明的總和，也代表着過去向現在的發言。面對「無知」的打破，「朗讀」的意義，並非是摧枯拉朽式的，而是綿長、溫和、潤物無聲的。它的漫長，提供了一個個可供思考、反芻與咀嚼的空間，並與少年的成長，同奏共跫。事實上，少年成長或許是認識歷史最為直接的鏡像。或許殘酷寫實，如君特．格拉斯的《但澤三部曲》，其中以《鐵皮鼓》和齊格菲．藍茨（Siegfried Lenz）的《德語課》（Deutschstunde）（一九六八年）；或許如哈哈鏡，是喜劇外衣下的陰翳，笑中有淚，如貝尼尼的《美麗人生》。但總有着某種清晰而切膚的銘刻。何況，《朗讀者》的因由，是一名成熟女性對少年情感與肉體的餵養，在這面目嚴正的民族文學譜系中，莫名地有了象喻的禁色之美。
在一次纏綿的旅途之後，米夏寫了一首詩，模仿自他彼時正熱烈閱讀的詩人里爾克和貝恩。這首詩如此貼切地表達了他對漢娜的感情，或許亦可視為一首唱給歷史的輓歌：
與君同心，兩心相互來佔有／與君同衾，兩情相互來佔有／與君同死，人生相互來佔有／與君分袂，各自東西不回首。
（文中小題為編者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