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這樣定義青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間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禮讚了青年的「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意欲徹底否定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傳統文化。魯迅也在《青年必讀書─應〈京報副刊〉的徵求》中說過「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這樣的話。然而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他們看的「中國書」可不少，從陳獨秀到胡適，從魯迅到周作人，他們文學／文化「趣味」中的傳統文化基因和元素可謂比比皆是：陳獨秀對中國語言文字的研究興趣，胡適對《紅樓夢》和《水經注》的終身「愛好」；魯迅對《北平箋譜》的熱衷；周作人對晚明小品的喜愛……可以說他們在提倡新文化運動的同時，有意無意都在程度不等或隱或顯地在踐行着「整理國故」。

　　這種有趣的現象看似矛盾卻也有着內在的邏輯。《五四運動史》的作者周策縱認為當時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是全面反傳統」，但事實上「反傳統」這種說法「實在不太合乎科學」，因為「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完全反傳統。胡適之先生提倡白話文，而白話文正是中國傳統的一部分；其他如陳獨秀、吳虞等人也都從道家、墨家等中國傳統，找出了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資源」─由此他提出一個非常有見地的觀點：「五四時代的反傳統，其實反的是『傳統主義』。當時的確有些守舊人物相信凡是傳統都是好的，五四知識分子所反對的乃是這種『傳統主義』」。

　　並非「反傳統」而是「反傳統主義」─這才是「五四與傳統」關係的真正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