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緣巧合，從二○二三年開始的一年半內三次到訪香港。第一次是二○二三年一月去香港浸會大學交流、調研，第二次是二○二三年十月到香港科技大學交流，第三次就是今年六月下旬又到港科大參加中國文學和比較文學學會的雙年會了，這也是我第三次到訪港科大。

　　這次大會盛況空前，大咖雲集。之前投稿、要求參會發言者就多達一千兩百多位。主辦方審稿後，有三百多位、來自二十二個國家和地區的海內外學者勝出。兩天的大會，除了五個主旨演講、一個圓桌討論外，另有小組發言六十多場，各項數據都創下了雙年會的歷史紀錄。這是疫情後線下舉辦的第一次大會，香港地理位置便利，景觀風情獨特，難怪新、老學者客似雲來。

　　國際學術會議的魅力不光在思想的撞擊，智性的錘煉，更有其他更為重要，但卻說不太清的「賣點」。開會地點是其一，一個有趣的東道主城市必定是加分項。還有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不必是社交達人，不用如穿花蝴蝶，會場內外孜孜矻矻發掘人脈。有時靈光一閃，約稿、組團、科研新課題都不期而然由此誕生。

　　疫後相見，即使「落花時節又逢君」也難能可貴。本次會面，彼此的面容都留下了歲月的痕跡，有的故人簡直和從前判若兩人。不由想到了李益的詩句：「十年離亂後，長大一相逢。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鐘。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幾重。」可能因為和詩中一樣都是「劫後重逢」，大家總有說不盡的往事和今時，不覺暮鐘響起。然而，既然我們都還在，來日賦歸時也毋須嘆「山重水復行路難，清風明月我獨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