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弦本名路逾，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即有詩名，只是那時他叫路易士。路易士時代因為「太做作了一點」，他曾遭張愛玲恥笑：「小報上逐日笑他的時候，我也跟着笑」。不過對於他的《傍晚的家》一詩，張愛玲倒是肯定的，並因此詩而覺得「這人一切幼稚惡劣的做作也應當容忍了」。

　　紀弦的詩自成一格，卓然成家。杜衡說他的詩「感情強烈且真摯，調子又是那麼和諧且富於魅力」；胡蘭成則誇他「在他自己的新天地裏大踏步地前進着」。然而饒是如此，也遠不是後來紀弦自己吹的三四十年代即已在「詩壇上坐第一把交椅」，「紅得發紫」──他是在到了台灣之後才聲名大振的：除了那時他的詩不斷產出，一九五三年創辦《現代詩》和一九五六年提出「六大信條」，無疑是他「暴得大名」的重要助力。《現代詩》在延續三十年代上海現代詩傳統、團結詩人、發現新人等方面功不可沒，而「六大信條」在當時的台灣詩壇乃至文壇則引起軒然大波──特別是其中的第二條：「我們認為新詩乃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這是一個總的看法，一個基本的出發點，無論是理論的建立或創作的實踐」，最為人詬病，發布後即遭到藍星詩人覃子豪的批判，認為紀弦是在提倡新詩「原封不動的移植」，並質疑「若全部為『橫的移植』，自己將植根於何處？」

　　其實紀弦對「橫的移植」有過明確的解釋，那就是中國的新詩是「移植之花」而非固有的「國粹」，如同「西藥」之於「國藥」，「西畫」之於「國畫」、「話劇」之於「國劇」。紀弦所說的「橫的移植」，針對的是新詩的「發生學」而非「本質論」，就此而言，紀弦說得沒錯。然而，儘管紀弦對他這條屢遭批判的「信條」一再解釋，人們還是慣於望文生義，認為紀弦是在「本質論」意義上，主張新詩不要傳統，全盤西化。現在應該正本清源，還紀弦以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