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給所有人來了個措手不及。在壓抑沉悶的氛圍中，一批抗疫文藝作品「應運而生」。近日，湖北省作協主席李修文的口述文章《我的心是亂的，現在沒法寫作》在社交媒體上傳播甚廣，尤其他提出的「災難文學的唯一倫理，就是反思災難」引發不少共鳴。

　　面對很多作家在書寫當前的災難，李修文坦言「我寫不了，就算要寫，也希望自己多一些冷靜和理智」，「在這樣一場災難中國，如何保障人的尊嚴、人之為人的根本，已經成為每一個作家必須面對的問題。」

　　不可否認，災難需要文學來記憶。然而，不同於新聞報道，前者的職責是真實快速地反映事實，文學的價值更在於它的審美與啟示，擔負的責任更多是在追問與反思，包括對人性的詮釋與解剖，以及對人類生存意義的探尋與思索。魯迅曾說：「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只有當寫作者與苦難在時空上拉開了足夠遠的距離，他才能以更廣闊的視野呈現更深層次的思考。

　　去年出版的《雲中記》是作家阿來在汶川地震發生後經過十年醞釀完成的長篇小說，推出後在民間和業界皆是好評如潮，有評論學者認為「阿來不是在地震發生的當下憑一腔熱血投入寫作，他對災難性的事件，對它給我們造成的心靈創傷以及創傷後如何修復，不止是物質上的修復，更重要的是通過對逝者靈魂的慰安，實現對生者精神的撫慰，有着長達十年的沉澱思考。」回想二○○八年湧現了數十萬首抗震詩歌，如今能被記起來的又有多少呢？

　　那麼，如何用文學作品記錄當前這場艱難的「戰疫」？我以為，我們並不需要一窩蜂似的扎堆紀念，更不需要那些諂媚的抒發，又或是缺乏誠意的文藝腔。但願就如李修文所說：「我們現在真的要重新從魯迅出發，反思中國人的國民性……它可能成為中國作家重新出發的一個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