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猛於虎，同大部分人一樣，筆者這個春節都待在家中幾乎沒有出門。大把的時間，便又重新煲了一遍電影《南丁格爾傳》（Florence Nightingale）。南丁格爾的故事很多人應該都知道，作為護理事業的創始人和現代護理教育的奠基人，她在克里米亞戰爭時期，為士兵提供醫療護理，大大地提高了受傷戰士的生存率，成為英國的民族英雄。電影從她少年時代講起，講她出身英國上流社會家庭，卻因目睹平民醫院的種種慘狀後，立志成為一名護士。

　　這樣一部充滿古典主義的傳記電影如今看來真是難得。一九四八年世界醫學學會（WMA）在日內瓦舉行，會議通過了《日內瓦宣言》，作為全世界的醫學生畢業時的宣誓誓詞。宣言包括這麼兩條：我鄭重地保證自己要奉獻一切為人類服務；我將不容許有任何年齡、疾病、殘疾、信仰、國族、性別、國籍、政見、種族、地位或性向的考慮介於我的職責和病人間─我們的醫護人員大抵都已經忘了自己在畢業時發過的誓了。

　　如《南丁格爾傳》這般一本正經的歷史戲，在香港不多見，但是香港人曾經也有自己的醫者仁心。早些年偉仔演過一部電影叫《流氓醫生》，但那時候的「流氓」都是假流氓。主人公劉文面對各種社會不公，放棄功名利祿，在紅燈區嬉笑怒罵、行俠仗義。某些醫者看好，這才叫做反抗──不脫離原則、不放棄操守。去年電影界的友人同筆者聊天談到，未來香港警匪片的劇本怕是很難寫了，依如今情形來看，更難寫的恐怕是醫療劇。醫護人員敲鑼打鼓向社會表達自己的自私，拒絕病人，不惜在全世界共同抗擊疫情的時候罷工，美名其曰守護香港人：這得是多麼畸形的時代。面對疫情，沒有眾人拾柴火焰高，只有一再地劃分你我，劃分敵我，劃分政見，劃分陣營。人道主義的醫者情懷我們還有嗎？但願還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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