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滇西抗戰紀念館今年八月十五日起恢復對公眾開放。\新華社

　　堅定地，他看着自己溶進死亡裏，

　　而這樣的路是無限的悠長的

　　而他是不能夠流淚的，

　　他沒有流淚，

　　因為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如此凝重堅毅的詩句出自著名詩人穆旦的長詩《讚美》，這首詩寫於一九四一年，正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新階段，中國抗日戰爭在熬過至暗時刻迎來戰略轉機的重要歷史節點。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中國人民付出了逾三千五百萬的生命代價，「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是真實的歷史寫照。生死存亡之際，中國人迸發出了悍不畏死的巨大勇氣，用血肉之軀御辱圖存，演繹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傳奇。那麼，在這樣的歷史大戲中，文學藝術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呢？錢穆先生曾說：「一個光明的時代來臨，必先從文學起；一個衰敗的時代來臨，也必從文學起。」作為民族精神的重要載體，抗戰時期的文學藝術積極響應歷史召喚，我們熟知的歌曲《義勇軍進行曲》（聶耳）、《黃河大合唱》（冼星海）、《松花江上》（張寒暉），話劇《盧溝橋》（田漢），小說《火》三部曲（巴金），詩歌《向太陽》（艾青）、《給戰鬥者》（田間）、《寫給東北的青年朋友們》（穆木天）等，都為在全國範圍凝聚抗戰共識，鼓舞戰鬥意志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具體到詩歌，穆旦是創作了抗戰主題詩歌數量最多、社會影響力最大的優秀詩人，之所以如此，不單單因為他天賦卓絕，更由於其是抗戰時期很多重要歷史事件的親歷者。

　　穆旦本名查良錚，一九一八年生於天津，早在南開中學時就開始了詩歌創作。一九三五年穆旦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抗戰爆發後，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在長沙組建成立國立長沙臨時大學。由於長沙連遭日機轟炸，一九三八年二月，長沙臨時大學分三路西遷昆明，體弱的師生乘火車或汽車繞道西行，而穆旦參加了由二百多名師生組成的「湘、黔、滇旅行團」，從長沙出發，沿湘江坐船到常德，步行經湘西、貴州，從貴州黃果樹西行到雲南沾益，最後到達昆明。歷時六十八天，跋涉三千五百餘里。這次長途「旅行」不但鍛煉了穆旦的精神和體魄，也讓他從沿途見聞中感受到了中華民族的堅韌和勇氣，他因此創作了組詩《三千里步行》：「我們走在熱愛的祖先走過的道路上，／多少年來都是一樣的無際的原野，／……我們不能抗拒那曾在無數代祖先心中燃燒着的希望。／這不可測知的希望是多麼固執而悠久，／中國的道路又是多麼自由和遼遠呵……」

　　一九三八年秋冬，日機頻繁空襲昆明，聯大師生把躲藏的行為簡稱「跑警報」。在駭人的空襲警報聲中，穆旦寫下了《防空洞裏的抒情詩》：「我是獨自走上了被炸毀的樓，／而發見我自己死在那兒／僵硬的，滿臉上是歡笑，眼淚，和嘆息。」戰爭是殘酷的，親歷戰爭的人常常被恐懼摧毀，但詩歌的超越性力量幫助詩人俯視戰爭悲劇，從而用更勇敢的姿態面對一切苦難。

　　一九四二年二月，已留校任教的穆旦投筆從戎，參加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五月至九月，戰事失利，穆旦親歷滇緬大撤退，在遮天蔽日的熱帶雨林中穿山越嶺，踏着纍纍白骨僥倖逃出野人山。十萬遠征軍入緬，僅四萬人歸國，大部分人不是死於戰鬥，而是死於撤退途中的翳瘴和飢餓。後來，這段地獄般的經歷被穆旦寫在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這首長詩中：

　　在陰暗的樹下，在急流的水邊，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無人的山間，

　　你們的身體還掙扎着想要回返，

　　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

　　那刻骨的飢餓，那山洪的衝擊，

　　那毒蟲的齧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們受不了要向人講述，

　　如今卻是欣欣的樹木把一切遺忘。

　　過去的是你們對死的抗爭，

　　你們死去為了要活的人們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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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

　　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

　　歷史學家吳宓曾在日記中記述穆旦回到昆明後，曾用六個小時向師友們講述「從軍所見聞經歷之詳情，驚心動魄，可歌可泣」，然而穆旦對殘酷記憶的書寫並不只是為了安放歷史，更是為了銘記犧牲，慰藉英靈。在另一首更長的詩作《隱現》中，穆旦沒有止於對慘烈經歷的回憶，而是由此擴展到對生與死、個體與國族、勝利與失敗以及人性善與惡的深刻思考：

　　可是當我爬過了這一切而來臨，

　　親愛的，坐在崩潰上讓我靜靜地哭泣。

　　一切都在戰爭，親愛的，

　　那以真戰勝的假，以假戰勝的真，

　　一的多和少，使我們超過而又不足，

　　沒有喜的內心不敗於悲，也沒有悲

　　能使我們凝固，接受那樣甜蜜的吻

　　不過是謀害使我們立即歸於消隱。

　　那每一佇足的勝利的光輝

　　雖然勝利，當我終於從戰爭歸來，

　　當我把心的疲倦呈獻你，親愛的，

　　為什麼一切發光的領我來到絕頂的黑暗，

　　坐在崩潰的峰頂讓我靜靜地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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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對侵略戰爭的控訴、對救亡圖存的籲求、對流血犧牲的讚美，再到人性、制度與文化等多層面對戰爭的反思，穆旦實現了一次偉大的跨越，這使他得以躋身二十世紀世界偉大詩人的行列，他把個人經驗與人類命運緊密關聯，以民族興衰和歷史正義彼此映照，用卓絕的詩歌為身陷戰爭之苦的所有人獻上了一首安魂曲。如其所說，「一個民族已經起來」，這不僅僅關乎勇氣與信心，更取決於人的智慧與胸懷。八十年過去了，今天的中國人早已遠離戰爭的恐懼，而在我們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昂然身姿中，既有《義勇軍進行曲》號聲與鼓聲的鼓舞，也有「我們有機器和制度卻沒有文明」這樣對人類歷史與現實的永恆詰問，這就是詩歌的意義，它對民族精神的塑造提醒我們，有生命力的詩歌不會在歲月靜好的幻象裏偏安一隅，而是時刻與人類的悲歡離合同頻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