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香港廟街夜市。
霓虹旋照，華燈催舞，一個時代的落幕往往無聲。當一九六七年無綫的首道光束刺破香江夜幕，也悄然刺穿了那個由「大富豪」與「杜老誌」構築的紙醉金迷幻境。曾經金曲搖曳的舞池在電視熒屏的衝擊下漸成泡影，可誰能料到，幾十年後，公共空間裏響起的恰恰和倫巴鼓點，竟成了這座城市的集體晨光？
一九五○年代，裹挾着舊上海遺風的香港舞廳文化席捲維多利亞港，百餘家夜總會沿彌敦道鋪開十里銀河。中環的「銀月舞廳」、灣仔的「杜老誌」、尖東的「大富豪」，如同永不落幕的盛宴，吸引着形形色色的人群。這裏不僅是聲色場域，更是名流聚集地，甚至是生意場外的另類交易所，舞女曼妙一扭腰際，富商醉眼一碰杯，百萬合約或在舞曲間悄然落定。
一九七○年代，日式夜總會模式引入香港，融合舞廳與酒吧功能，以豪華裝修吸引富商名流一擲千金，單晚消費可達數萬港元。在這裏，一擲千金是身份象徵，一首《夜來香》的伴舞費就達千元。一九八四年開業的「大富豪」夜總會更是將紙醉金迷推向極致。這家位於尖沙咀東部的夜總會，以金色裝潢、勞斯萊斯車隊接送貴賓聞名，中央舞池可容百人共舞，貴賓房一夜揮霍十萬者大有人在。
這些燈紅酒綠背後，是赤裸裸的金錢交易。一九六五年，《華僑日報》披露的數據觸目驚心：在尖沙咀頂級夜總會一晚的費用高達三百港幣，足夠當時普通家庭三個月的房租。陪舞女郎的收入更是懸殊，有的「花魁」月入萬元，是普通打工仔的幾十倍。六十年代的香港舞廳是城市喧囂欲望的集中地，卻也像一座圍城，外面的人想進來，裏面的人想出去。
與高端夜總會並存的，是草根階層的夜市江湖。廟街夜市在一九八○年代高峰期擁有近千家攤位，表演檔口林立：粵曲班子唱《風雨同路》，功夫雜耍與占卜攤比鄰，瓦煲飯香氣混着蛇羹的熱氣升騰。上環「大笪地」則匯聚街頭藝人，歌女一曲《兩相依》引得打工仔淚灑啤酒杯。這種「平民夜總會」是香港市井文化的熔爐，也是底層謀生的舞台。
當TVB（無綫電視）在一九六七年開播時，無人預料這台小盒子將成為夜總會帝國的掘墓人。電視普及對夜生活的衝擊是漸進卻致命的，這些新興的十四吋電視機正以每年百分之三十增速蠶食着港人夜晚。隨着電視節目日益豐富，尤其是一九八○年代電視劇黃金期到來，《鬼馬雙星》等影視將娛樂送入千家萬戶，許冠傑的市井粵語歌通過電視響徹全港，一場文化「地震」悄然改變了香港人的生活。人們不再為聽歌看舞奔赴夜場，窩在沙發上追劇成為新習慣，夜總會客流量銳減。電視不僅分流顧客，更重塑娛樂審美，家庭倫理劇的熱播，讓紙醉金迷的夜場顯得「過時且浮誇」。
隨着一九九○年代香港金融業的崛起，商舖租金十年翻三倍，服務員月薪從千元漲至近萬。再加上同期深圳等內地城市娛樂產業，又以更低價格、更新鮮體驗吸引港人「周末北上」，曾經名流匯聚的大舞廳漸漸淡出歷史。據不完全統計，一九七○年全港舞廳超一百五十家，十年後的一九八一年銳減至九十家左右。昔日人聲鼎沸的夜總會大廳，逐漸被更私密、小型的「酒廊」、「KTV包房」替代，大規模陪舞行業開始萎縮。曾經風光的老牌「杜老誌」夜總會無奈轉型為高檔餐飲場所，華麗的水晶燈下擺上了刀叉。
名噪一時的「大富豪」夜總會於二○一二年冬黯然結業閉門，另一扇門卻在城市公園的清晨裏悄然打開。舞蹈並未離開香港人的生活，它只是換了舞台，走向更為廣闊的社區公園。這一轉變背後是香港老齡化趨勢：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比例，從一九八一年的百分之六點六飆升至二○二三年的百分之二十一。退休工人、主婦、寫字樓職員，在廣場上找回社交與活力。清晨的維園、傍晚的屋邨廣場，成群中老年人隨《小蘋果》起舞，形成新市井風景。
廣場舞打破昔日舞廳千金難買的舞池門檻，無需門票與酒水消費，只需一台收音機與一塊空地。再加上「社區舞計劃」啟動，在公園鋪設防滑地磚、安裝照明。維園、天水圍公園漸成「露天舞池」，音響供應商、舞蹈APP開發者借此崛起。據二○一○年統計顯示，全港社區舞蹈團體達一千兩百個，參與人數是一九六○年代夜總會鼎盛時期的五十倍，七成參與者是五十歲以上女性。天水圍公園是縮影中的一角，從一開始的四五人起步，發展至上百人齊跳廣場舞，內地來港照顧孫輩的「港漂外婆」還組成「動感紅太陽」舞隊，將《最炫民族風》跳成火爆全網的舞蹈MV。
從「大富豪」的華麗轉身到維園廣場的舞步不息，香港的舞蹈文化從未真正衰退，只是換了一種更有生命力的形態存在。燈紅酒綠的夜場或許如《夜上海》歌曲般逐漸遠去，但社區舞蹈卻以親民的姿態成為市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兩種舞蹈形式的消長，折射出香港大眾從奢侈品消費到共享文化的變化軌跡。
歷史車輪永不停歇，娛樂文化形式必將持續轉變。「大富豪」夜總會已成陳跡，但傍晚的公園廣場上人們仍在踩着音符舞動人生。社區舞蹈以平易近人的姿態融入街頭巷尾，舞出健康和諧的韻律，成為了這座城市全民健身與社區融合的鮮活載體，更映照出人們對積極生活品質的共同追求。香港的霓虹依舊閃爍，只是換了一種更貼近生活的節奏在跳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