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圖：神人獸面紋飾玉管。右圖：良渚文化雞骨白玉項串飾。/作者供圖

　　浙江省杭州灣的一個小鎮─良渚，因其古代遺跡及出土豐富文物成為我國遠古的一個文化稱號：良渚文化。這個太湖周邊的新石器時代地區，有着大型人類活動建築基址及鮮明獨特的文化特徵，出土具禮儀用玉、精細玉雕及飾物，反映生活、信仰及風俗各方面現象，被譽為上古文明的代表。

　　距今五千多年的良渚文化遺址自一九三六年發掘以來，到二○○五年經過百次的考古發掘，發現祭壇及墓葬分布在浙江北部及江蘇南部等群落，基本上是環繞太湖而發展的。出土遺物以黑陶和雕工精細的玉器著稱，工藝精湛，造型優美，玉器佔隨葬文物極大份額。良渚文化用玉方式是獨自發展起來，玉琮、玉鉞這類禮器往往刻上神人獸面紋飾，成為推己及神的表現形式。

　　玉器形態分類有平面的環、玦、璜、錛及鉞形器，立體正方形的琮形、圓或方的柱形器，不規則的有冠狀器，山形三叉器、柄形及錐形器體，亦見有素身或刻上紋飾的珠形、玉管及玉墜等。

　　刻在器上的紋飾多樣化，其中神人獸面紋較大宗，這由神人和獸面組成的複合式圖像，神人面呈倒梯形、戴上寶蓋冠帽，而獸面刻上重圈大圓眼、凸字鼻、闊唇及間有獠牙，此外亦有其他圖像如鳥形紋及螺旋形紋等。其表現手法是紋飾與器形結合，包括在器表上平面線刻表現、琮的折角立體表現、雙稱結構的表現手法等。其工藝上主要採取線切割、管鑽、雕刻和琢磨等方法，展現最高的技術，玉工往往在一毫米寬度上微刻三至五條紋飾，在堅硬度不低於五度的玉石徒手刻上，是空前的絕技；不少紋飾圖案，如神人及獸面的眼、鼻及口的周邊以減地方法處理，亦刻上螺旋地紋而將主體突出；再者微細近兩厘米多的玉管上，圖案紋飾幾乎與十七厘米的玉琮王有一致性，令人驚訝。

　　良渚玉料大部分來自東北岫岩，估計經遼東半島、山東半島交流到太湖流域，出土玉器多呈白沁，傳統說法是「玉受地火者，皆變為白色，俗稱為石灰沁，即今所謂雞骨白、象牙白是也」（劉大同《古玉辨》），所以有推測良渚玉器是入土前被焚燒所致；有學者則推測高溫處可以降低玉料硬度，方便雕刻；另有指白沁的形成或緣於土壤中的酸或鹼性物質，提出「杭州餘杭地區土壤中氫氟酸含量較高，對良渚文化玉器由表及裏的侵蝕就較為嚴重，使之均變為雞骨白」（文物鑒定專家楊伯達）。故宮博物院對院藏良渚玉器白沁的分析結論認為是與墓中鹼性物質的浸蝕有密切關係。

　　出土的良渚文化遺物，玉器佔隨葬文物近九成，形制有用作儀仗的斧與鉞，禮神的琮、璧、柱形器及裝飾用的璜、項串飾、佩飾、手鐲及穿綴衣飾如鳥、魚、蛙、蟬等；美麗的玉石被當時社會賦予神靈的概念，具通天的祀神功能，但與此同時亦展現審美的標準，後者在幾千年來一直流傳成為中華多元民族尊崇美的共識。

　　良渚玉器是早期新石器時代玉器藝術的一個重要階段，開啟了紋飾和器形的結合，是應用玉器為禮神活動及玉雕藝術的一個起點；晚期有一些退化的表現，如人獸面紋結構往往有省略的變化，器形在之後的幾個世紀尚有保留，到了商、周朝代少見其餘韻，但玉的涵義卻承傳下來。

　　良渚的用玉文化在古代未見有文籍片羽記載，但在千百年後的商、周代對用玉形式則有不少論述，如《周禮．春官．大宗伯》有記：「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又《周禮．春官．典瑞》載典瑞的職責為「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這裏「瑞」和「器」對舉，顯示二者的區別。

　　良渚文化期到商周，禮儀用玉發展出一定的規則，佩飾則無定制，尤其是以玉管或玉珠串連的項串飾、佩飾，及時絞絲紋手鐲更有所發展，成為當代「潮」物，也因為有需求，玉管及玉鐲的製作未見式微。陝西省扶風縣西周墓葬出土的項串飾更由玉佩飾及瑪瑙管珠等共三百九十六件組成，令人驚嘆；由於無定制，出現百花齊放的現象，幾乎無一相同；其後的三千年，展現禮祭、權力及美態皆離不開玉製品。

　　浙江餘杭良渚鎮發現的文化遺址─良渚文化，被譽為中華早期文明半壁江山代表，亦在二○○六年代七十周年展示其文物精品（石器、黑陶、織物及玉器）活動時被尊為「文明的曙光」，良渚成為建立以玉祀神的軌儀的「禮以玉成」及創出以玉為佩飾的「飾以玉成」的樑柱。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不少女士（亦有男士）皆有以玉及寶石為佩飾─如玉項串飾、玉手鐲，有沒有想過這些佩飾概念是源自五千多年前餘杭的良渚小鎮及其周邊地區先民的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