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一九○二年六月十七日在天津創刊，創刊之初，就以「敢言」著稱。

　　一九二六年，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組成新記公司接辦大公報。大公報以文人辦報的方式重新登場，推出辦報新方針，「不黨、不賣、不私、不盲」。

　　大公報在創刊的一百二十年間，從天津到上海，抗戰期間又經歷了漢口、桂林、重慶，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復刊。大公報是至今尚存的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報紙。

　　我仍清晰記得第一天進大公報工作的情況。那是一九九三年三月一日的早春，上班第一天，我被安排去參加有關北京申辦奧運會的新聞發布會。回到首都賓館的辦公室後，詢問稿件怎麼寫，大公報北京辦事處主任鞏雙印讓我看了一下樣稿。我看後一驚，需要豎着寫，而且是繁體字！

　　我嘗試着寫完稿後，通過傳真發去了香港。

　　第二天，我從家中搬來「四通2403」打印機（當時記者都沒電腦），稿件寫完後稍加編輯，豎版繁體字就輕鬆發去了香港。隨後，受到編輯部表揚，因為有些記者的「手書」實在難以辨認。

　　進大公報沒幾天，我見到了從香港來北京參加「兩會」的總編輯曾德成。他叮囑，要盡量挖掘獨家新聞，這對我是個很大的鞭策。後來我能在大公報發出一些具影響力的獨家新聞，有些被路透社、美聯社和法新社等通訊社轉發，與總編輯曾德成最初的激勵密不可分。

　　入職的當年秋天，我從北京去大公報香港總部實習了一個月。在香港受到新聞氛圍的感染，回京後我開始思考如何把北京的優勢發揮到最大化。後來和報社領導討論商議，大公報於一九九四年推出了「華人政要」人物專題報道，主要採寫中華人民共和國部級以上的領導，每周一個人物，專門闢出一個整版登載，「首開了寫政治人物」的先河，所以「往中南海跑」也成了我那時的一個「新常態」。

　　後來，我找到總政宣傳部，希望與他們合作開設介紹中國軍事發展的欄目。總政宣傳部召集在京的各兵種宣傳處長開了個座談會，指示他們為大公報的「軍事之窗」欄目提供幫助。這個欄目，也是每周一整版。此外，還邀請了張召忠和金一南出任大公報的特約撰稿人，我那時已感受到金一南的非同一般之筆。

　　當時的大公報北京辦事處主任張延軍非常豁達，為我的工作提供了諸多方便和支持。

　　一九九六年底，我去大公報香港總部工作，並參加了九七回歸慶典採訪，在現場親眼目睹了回歸交接儀式的整個過程並撰寫了回歸稿件。在此之前的一九九五年，大公報協助中央電視台製作了被立為國家項目的回歸紀錄片《香港滄桑》，我的作用是從中穿針引線。

　　今年七月一日是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回首當年往事，可謂不甚感慨。

　　從寫時事到寫歷史，我的報道筆觸也有了縱深感。當初，我投身大公報，正是因為看中了它的那份歷史厚重。它的「文人辦報」氣質，它辦報的「四不」風骨，對我有着強烈的魅力吸引。

　　我一九九八年出版的《紅牆內外的獨家報道》一書，記錄了自己在大公報第一個五年的步履和思考，沒想到還成了那年的一本「小暢銷書」。

　　在大公報當記者期間，不僅可廣泛涉獵地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採訪報道，而且報館還給了我追隨報道中央領導人出訪的機會，踏足亞洲、歐洲、非洲以及中東地區，力使報道和評論能夠更深入。

　　二○○○年的新世紀開端，新一任總編輯楊祖坤（前任總編輯曾德成已進入香港特區政府班底），希望我能在大公報要聞版開設「馬玲專欄」，對每日的時事進行評論。這是個極大的挑戰，之前的大公報雖然很重視評論，但是尚沒有以個人名字命名的時事專欄。考慮一番，我接受了。於是，二○○○年一月一日開始，「馬玲專欄」推出。

　　光陰荏苒，大公報迎來了創刊一百二十周年。歷史上的大公報是名副其實的記者培養搖籃，產生過許多名記者，包括張季鸞、王芸生、范長江、楊剛、彭子岡、徐鑄成、蕭乾等等。

　　當年的大公報，有不少沐浴過洋風的「西派」人物，所以大公報有個籃球隊也就不足為奇了。一九四八年，以「大公報籃球隊」為班底組建的中國籃球隊（十名隊員中其中六位是大公報人），出征倫敦第十八屆奧運會，戰績不俗，先後擊敗了比利時、韓國、伊拉克等國家隊，可謂開闢了中國奧運史的新紀元。

　　金庸和梁羽生都曾是大公報人，後來又都成了新派「武俠小說大師」。

　　費彝民當了近四十年的香港大公報社長，一生為大公報貢獻良多，被尊稱為「費公」。他一九四八年隨大公報赴港直到一九八八年仙逝，其間作為北京與海外的最重要「聯絡員」，先後與周恩來總理會面五十多次。大公報當年率先報道了中央政府決定收回香港的決定。大公報是海外了解中國動向的主要媒介。

　　一九八○年大公報要成立駐京辦。八十年代中期首都賓館竣工，成為繼北京飯店後國家全資擁有的第二家五星級酒店。大公報北京辦事處就設立在此。

　　在我作為記者的成長之路上，大公報給予了我很多養分，讓我至今受用，所以我一直懷着深深的感恩之心。願一百二十歲的大公報扎扎實實走下去，在記載歷史的同時也成為歷史的一個傳奇。

　　大公報前高級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