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非裔畫家Earle Richardson以正面的形象來描繪非裔勞動者，打破了西方對非裔的刻板形象。\作者供圖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讓我想到香港。他出生於坦桑尼亞，成年後移居英國生活。坦桑尼亞先後曾是德國和英國的殖民地，因此「殖民主義」成為了他文學創作的一個不可避免的主題。諾貝爾委員會稱讚他的作品「以極大的同情心深入探討殖民主義的影響」。他本人也希望這次獲獎能喚起人們對殖民主義、後殖民理論的討論。然而在香港，古爾納的呼喚並沒有引起他所期望的反響。
香港有些學者認為，古爾納屬於「冷門的移民作家」──這真是一個相當冷門的見解。按照古爾納對自己的定位，以及諾貝爾委員會對他的評價，他分明屬於熱門的後殖民文學作家。他的作品揭露了殖民主義的殘酷和虛偽，關注殖民統治對文化、語言，及思想的影響。後殖民理論明明是文學創作的熱門題材，怎麼在香港就變成了冷門？其實，將古爾納標籤為「冷門的移民作家」，是在掩蓋他對殖民主義的批判。
後殖民理論不是一個新的文化理論，它已有將近七十年的歷史。早期的理論家來自殖民地或深受殖民主義影響的地區，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被譽為「反殖先鋒」的法籍非裔作家范農（Frantz Fanon）。
范農在一九五二年出版的《黑皮膚，白面具》和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大地上的受苦者》中，描述了法國的殖民統治對當地人造成的精神創傷。殖民者為了樹立殖民政權的正當性，一方面將當地人民的文化及被殖民前的歷史貶低為落後及未開化，另一方面則鼓吹殖民者自己民族和文化的優越性。在殖民者的長期「教育」下，當地人戴上了白人的面具，主動否定自己的膚色和文化，轉而追捧和效仿殖民者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不過，由於當地人永遠也不能變成真正的白人，所以在「黑皮膚」和「白面具」之間產生了很大的身份落差，使他們陷入深深的精神痛苦之中。這種精神創傷並不會隨着殖民統治的結束而自動痊愈，當地人必須經過「去殖民化」的努力才能真正擺脫殖民主義的緊箍咒。這不正是香港應該關注的熱點嗎？
在其他前殖民地的地區，那裏的文化界堅持不懈地通過文學藝術的方式對抗殖民主義，反思殖民主義對社會、文化和個人的影響。非洲各國的文學家在這方面尤其活躍，因此許多優秀的後殖民文學作品是出自非洲作家的筆下，例如尼日利亞作家阿切貝（Chinua Achebe）的《瓦解》和索因卡（Wole Soyinka）的《神話、文學與非洲世界》、肯尼亞作家提昂戈（Ngugi wa Thiong'o）的《一粒麥種》、南非作家庫切（J. M. Coetzee）的《等待野蠻人》等等。就算香港沒聽說過阿切貝和提昂戈，也應該知道索因卡和庫切。畢竟，索因卡和庫切分別是一九八六年和二○○三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索因卡獲獎的三十五年後，若還分不清楚「移民文學」和「後殖民文學」，那就太不好意思了吧！
其實，後殖民文學並非冷門，而是香港對後殖民文學冷漠。這導致一個怪象：創作後殖民文學的，往往是非文學界人士，例如建築師方元的短篇小說《白斑馬 黑斑馬》（《大公報》二○一九年三月三日）。小說的題目可看作是對《黑皮膚，白面具》的致敬，故事以寓言的形式反映了范農的後殖民理論對作者的影響。
在這篇以後殖民文化為背景的故事中，作者為香港創造了一個有趣的形象──斑馬。馬戲團的演員斑馬露露隱喻被殖民者，馬戲團的老闆查理隱喻殖民者。「露露」這個名字是查理為她取的，代替她加入馬戲團之前的名字。「名字」和「身份」密不可分，一個新的名字意味着一個新的身份，忘記自己過去的名字意味着忘記自己的歷史。范農認為，掙脫殖民主義枷鎖的第一步，就是找回被殖民之前的歷史。因此，找回自己原來的名字即是找回自己的歷史、找回自己原來的身份。這也是為什麼阿切貝和提昂戈在受到後殖民理論的影響後，都棄用自己的洋名，改用本民族的名字。
當馬戲團突然解散時，重獲自由的露露感到非常惆悵，她想跟着查理，繼續在他的皮鞭下表演，但查理並沒有帶她走。她隨後被送回自己的家鄉，被那裏的斑馬群收留。然而，露露瞧不起自己的同胞，認為他們是一群沒受過馴化的野馬，跟自己不是同類：
「我是白斑馬，你們是黑斑馬。我和你們是不同的！別以為你和我都有斑紋，就是一樣的馬。其實，我是有黑條紋的白馬，而你們是有白條紋的黑馬。我受過高等文明的馴化，不是普通的斑馬！」
這是一種典型的被殖民者心態。在「殖民者」查理的教育下，「被殖民者」露露全盤接受查理的文化，否定自己的文化。因此，露露不能適應回歸自己族群的自由生活，反而認為自己屬於查理的馬戲團，只想追隨查理所代表的「文明」。露露的身份混淆，正是殖民統治造成的精神遺患。
殖民統治雖然結束了，但殖民統治的創傷還在。有些人將殖民統治浪漫化，把殖民主義的皮鞭編成蝴蝶結。有些人將殖民主義內化，仍以殖民者留下來的尺子來衡量自己民族文化的長短。我們期望香港對後殖民文學的關注能從冷門變成熱門，也期望在香港看到像古爾納、索因卡、阿切貝和提昂戈那樣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