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三月二十一日，瑞典斯德哥爾摩購物商圈國王大道顯冷清　 路透社

　　我站在窗前俯視樓下的街道，像個囚犯。不知是因為周末，還是人們對病毒的氾濫終於有了恐懼，樓下停靠的私家車明顯比平日多了。但仍然不間斷地有車輛往來，人們依然三五成群地外出，家長帶着小朋友騎單車，還有遛狗的，推嬰兒車的……這是上個周末的情境，這本來溫馨熟悉的畫面，如今卻像恐怖電影一般讓人不安。

　　我搬到斯德哥爾摩兩個月了。消息早就說政府已在討論，一些流行病專家和數學家也不斷督促，應該把整個斯德哥爾摩地區隔離起來。不過最終證明這些都是傳言，政府仍然沒有採取更嚴厲的限制措施。星期天晚上，瑞典首相勒文在電視上向國民發表了一場不同尋常的演講。為阻止病毒傳播，他呼籲全社會團結起來，每個人都盡到自己的責任，為可能被打斷的正常生活做出犧牲。

　　兩個月前，我們為在香港和內地的親友擔驚受怕，聽他們訴說從大年三十起就困於家中的無奈。沒想到，兩個月後劇情發生了大反轉，歐洲成了世界疫情的中心。我們被迫留在家中，避免與人接觸，工作與生活完全混在了一起。一些當地科技大公司一周前已讓員工在家工作，但市中心的通勤者周一則在社交媒體上抱怨，由於需求量減少，巴士公司縮減了車次，讓繁忙路線的巴士中人滿為患。在法國、德國、瑞士等相繼出台嚴厲隔離措施後，連之前提出「群體免疫論」的英國都關閉了酒吧、商店、餐館，瑞典的生活就顯得「自由」得多了。

　　而這樣的「自由」也暗藏着社會的不安和焦慮，每天從意大利和西班牙傳來的確診和死亡數據，都讓斯德哥爾摩的醫護備感壓力。他們用「風暴」來形容疫情的嚴峻，儘管軍隊在斯德哥爾摩南部搭建起了小規模的戰地醫院，但重症患者的數量仍保持高速增長。

　　我每天閱讀着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的新聞，不禁為政府的危機管理方式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在亞洲人看來，政府至今仍然不關閉幼稚園，也不呼籲民眾外出戴上口罩，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事實上，醫療裝備的嚴重短缺，連前線的醫護人員都供應不足，如何還能呼籲民眾戴口罩呢？何況，在西方文化中，只有生病的人才會戴口罩，普通人戴口罩外出會被視為非常奇怪的舉動。但我們剛到這裏不久，連各種繁瑣的身份證件都沒有辦全，像網購食物這樣的便利就享受不到了。也許是因為初來乍到無所忌憚吧，我還是戴着口罩去了超市，但當我發現自己嚇到一群小朋友時，又感到非常尷尬，無地自容。是我太自私了嗎？我問自己。但另一方面又委屈地認為，理性地看，我也是在保護他們呀。

　　不，他們的想法可不一樣。「儘管困於家中，但我們仍然不應忘了自由。」在疫情中最受威脅的老人家說。星期天的下午，摘掉口罩，我感覺自己像是冒着生命危險到樓下扔垃圾，那時我碰到了一對外出散步的老夫妻，他們是來看鳥的。三月下旬天氣逐漸回暖，掛在樹枝上的小木屋裏，不時傳出嘰嘰喳喳的聲音。我在離他們兩米遠的地方駐足，我們都沒有說話，安靜的空氣和陽光裏，只看到小鳥那絢麗的羽毛，伴隨着清脆的啼聲。那是生命，儘管脆弱，它多美好啊。我輕輕地走開了，生怕會驚擾了這份寧靜。他們會平安的吧，我唯有在心底祝禱。

　　居家的日子裏，我更多地待在客廳。給窗台上的植物澆水成為首要任務，即便留在室內，也想守住那份對自然和生命的敬畏和嚮往。工作、閱讀，躺在沙發上睡午覺，在北緯五十九度的高度上，每天準時出現的陽光從同一角度毫無保留地傾瀉進屋來，在地板上拉出一道長長的光帶。我意識到，在這個古老的北方之國，我們對生死、未知的態度，正如我們對彼此的了解一樣，存在着巨大的鴻溝。

　　我不知道疫情會持續多久，就連權威專家也說不出具體期限。但我知道，人們已團結起來，保護我們的鄰居、我們的長者，讓更多的人在這場與病毒的「戰爭」中存活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