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富特文格勒指揮柏林愛樂樂團演出\作者供圖

　　上一篇專欄文章最末，筆者提及二十世紀著名指揮家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一八八六─一九五四）指揮的舒曼交響曲，這次我們來談談他的貝多芬。像很多德國指揮家那樣，富特文格勒對於貝多芬、布拉姆斯以及布魯克納等德奧作曲家作品（尤其是交響曲）的詮釋與推廣不遺餘力，留下不少流傳後世的精彩錄音，其中便包括他在二戰期間指揮柏林愛樂樂團錄製的貝多芬第三以及第九交響曲。今天主要講一講第三。

　　一九三○年代希特勒建立納粹政府，驅逐甚至屠殺德國境內的猶太人，更引起二戰，將全世界捲入惶恐動盪之中。當時活躍在德國的猶太裔指揮家如布魯諾．瓦爾特和克萊姆佩勒等人，紛紛避走他國，可是富特文格勒卻選擇留下來，於戰時帶領柏林愛樂如常演出並往歐洲他國巡演。二戰之後，因為富特文格勒與納粹和希特勒的曖昧關係（他曾經在希特勒生日當天指揮柏林愛樂演奏貝多芬第九交響曲），這位著名指揮曾接受盟軍法庭的審判。

　　「在『希特勒的德國』不應該演奏貝多芬嗎？在恐怖統治下的德國人民最需要、最渴望聽到貝多芬的音樂，聽到他旋律中的自由與愛。我不後悔留下來為他們演奏，不後悔留下來與他們共渡難關。」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審判庭上，富特文格勒曾這樣陳述。後來，他被無罪釋放。儘管至今仍對他在二戰期間的政治傾向眾說紛紜，但沒有人能夠否認，身為指揮家的富特文格勒在二戰期間，對於貝多芬交響曲的理解日漸深刻，而他在戰爭期間留下的現場演出錄音，與他在戰前與戰後的版本相比，都有顯著分別。

　　貝多芬第三交響曲創作於一八○三至一八○四年間。早一兩年時，作曲家已患有嚴重耳疾，甚至冒出自殺念頭，寫下海里根斯塔特遺囑，最終，用作曲家本人的話說，「藝術將我拉回來」。這首四樂章交響曲，正創作於貝多芬與耳疾抗爭並試圖「扼住命運咽喉」的時期，充滿昂揚向上、浪漫恣肆的意味。原本，作曲家希望將這部作品題獻給拿破侖，卻灰心於拿破侖的稱帝，氣沖沖地從樂譜上劃去他的名字，改以「英雄」代稱。

　　富特文格勒於戰時歐洲演奏此曲，想及貝多芬創作時忿恨心境，又怎能不感慨？

　　我每隔一段時間，便會重溫富特文格勒在一九四四年指揮柏林愛樂於維也納金色大廳演出的「貝三」，尤其讓我念念難忘的是其中的第二樂章。此樂章被冠以「葬禮進行曲」之名，肅穆莊嚴，長線條樂句的堆疊與鋪排間透出幽怨哀傷的意味，又穿插由長笛領奏的詩意浪漫段落，見證貝多芬由古典向浪漫風格的轉向。二戰期間的富特文格勒指揮這一樂章的時候，尤其突顯其莊嚴深沉的一面，映照指揮家彼時複雜微妙心境。人們面對時事動盪的驚慌與壓抑，均在此樂章中顯露無疑。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銅管聲部。儘管今天我們聽到的轉錄音質不佳，但柏林愛樂的銅管在其中仍異常搶耳，於一片安寧中驟起，予人平地驚雷之感。這是那個時代的獨有音色，後人哪怕再用力想要模仿借鑒，卻總歸少了些悲愴與晦暗的意味。都說「時勢造英雄」，這話用在古典音樂的情境中亦不無道理。我們固然相信「是金子總會發光」，但天時地利於其中扮演的角色同樣難以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