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剛為《大公報》著名女記者之一，演繹「巾幗不讓須眉」的傳奇。甫任《大公報》文藝副刊主編，即為副刊「環上甲冑，披上戰袍」，她提出：「《文藝》副刊在這風雷劇變的局勢下，……永遠是帥字旗下的『一名小兵』」。她採寫的《美國通訊》，文筆犀利、論述精闢，在描繪五光十色的美國社會的同時，分析繁華背後潛伏的危機，鞭撻敵視中國的美國卑劣政客。

楊剛出身豪門望族，卻走上革命道路，一生清貧，無欲無求。她是一名出色的記者，一位知名作家，一個才華橫溢的詩人，一個運籌帷幄的外交家；同時，她還是一名堅定的共產黨員。她的《美國通訊》在解放戰爭期間，曾風靡一時；新中國成立的開國大典上，她是十四位記者代表中唯一的女性。

楊剛的一生都在奔波中度過。她的話不多，但善于雄辯。她有一個女兒，但是與其團聚時間加起來還不到兩年。她用火一樣的熱情燃燒自己的生命，點亮他人心中的明燈，點燃新中國革命的火種；她以短短的一生，為革命史、文學史和新聞史寫下了重要的一頁。

楊剛，原名季徽，家中排行老七，1905年1月出生於江西萍鄉。楊剛繼承了母親的果敢、父親的智慧和堅強的意志。開明的家庭、嚴厲的家教、迂腐的私塾和動盪的年代交織在一起，構成了楊剛童年的生活畫面。

1922年，楊剛進入英文授課的南昌葆靈女子學校，改名楊繽。在「葆靈」幾年中，楊剛已經開始寫作，曾用筆名貞白、李念群、左洛伊、楊剛全，是學校公認的才女。楊剛在入校后不久接受了洗禮，但「五卅慘案」的發生動搖了楊剛對基督教的信任。動盪的年代沒有使她迷亂，反而讓她認清了自己努力的方向，堅定了為人民奮鬥終生的信念。

1928年秋，楊剛免試進入北平的燕京大學，主修英國文學。當年冬天加入中國共產黨，編入清華燕京支部，作學生工作，兼作農民工作。1930年，楊剛在五一反內戰示威遊行活動中不幸被捕。她是這次遊行中被捕的唯一的女性黨員，但卻表現出和男性一樣的堅強革命意志。夏衍曾給楊剛下過一個評語，稱她為「浩烈之徒」。

1933春前往上海，楊剛投奔胞兄楊潮，結束了這段在北平戰鬥的年輕時代。同年，楊剛應邀作為燕京大學新聞系美籍教授斯諾的助手，編譯一本當代中國新文藝作品選集《活的中國》，負責推薦和翻譯工作；同時用英文寫了《日記拾遺》，收進該選集，署名「佚名」。后翻譯成中文改名為《肉刑》，于1935年4月發表在《國聞周報》上。

她還在《國聞周報》、《榴花文藝》上發表了《肉刑》、《殉》、《愛香》、《母難》等短篇小說，翻譯並出版了英國女作家簡·奧斯汀的長篇小說《傲慢與偏見》（商務印書館出版）。楊剛的創作十分注重對人物生活環境的細緻描寫，着重反映當時人民生活的狀態。

1936年10月，楊剛被介紹到《大眾知識》擔任編輯職務。在創刊號上，她發表了《境與真》一文，討論文學作品的境界與生活的真理之間的關係。《大眾知識》雖然出版的時間不長，楊剛在上面發表的新聞性通訊和評論也僅各兩篇，但已經足以證明，楊剛具備了成為一名出色記者的潛質。

1938年，楊剛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她把毛澤東的名著《論持久戰》譯成英文出版，把中國共產黨人對勝利的堅定信念傳達給全世界人民。而楊剛的文學創作也展現了一次高潮，撰寫大量散文，出版了散文集《沸騰的夢》，其中一些篇章還被權威人士建議編入中學語文課本；其後出版的歷史小說《公孫鞅》、長篇小說《偉大》、政治諷刺詩《我站在地球中央》，均是她在這一時期的傑作。

1939年9月1日，楊剛正式開始在香港《大公報》工作，接替蕭乾，擔任《文藝》和《學生界》兩個副刊的主編。在她的主持下，兩個副刊增加了來自敵后游擊區作家的戰地生活報告等內容。據統計，《大公報》香港版《文藝》副刊共發表延安作品118篇，其中蕭乾主持期間發表44篇，其餘74篇都是由楊剛編輯發表的。

除了正面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方針，歌頌敵后軍民的感人事跡之外，楊剛在主編《文藝》副刊期間，還敢於大膽揭露反動派的黑暗統治和腐敗黑幕。

1939年10月，《文藝》藉紀念魯迅逝世三周年之機，在香港文藝界發起關于「民族文藝」問題的討論。許地山、劉火子、黃文俞、郁風、劉思慕等十多人參加了座談會。這次座談會的紀要在《文藝》副刊上發表后，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民族文藝」一度成為了香港文藝界的熱門議題。一年後，楊剛發起「反對新式風花雪月」的討論，再次在香港文學界引起了更為熱烈和廣泛的反響。另外，她負責的《學生界》副刊特別重視關注香港學生的學習和思想狀況，通過互動的方式將副刊與學生之間的距離拉近再拉近。

楊剛這塊好鋼在擔任副刊主編的這兩年零九個月里，在香港《大公報》副刊上刻寫了一段難以抹去的歷史。楊剛的文字、工作方法與工作熱情，至今仍值得新聞工作者學習和借鑒。

1941年12月25日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她與茅盾、鄒韜奮等文化界人士由周恩來安排營救離港，1942年6月抵桂林《大公報》，繼續編《文藝》版。

楊剛的記者工作，大約由1942年7月開始，她以《大公報》特派記者身份，與澳洲記者貝卻敵到東南前線戰地採訪，作為戰地記者，她從湖南、江西、福建、廣東發出新聞通訊十餘篇，反映國民在日寇鐵蹄下悲慘狀況，大眾強烈抗日的要求，中國必勝理念，前方將士英勇拚命殺敵的精神。這一系列的報道，載于《大公報》重慶及桂林版，在讀者中激發起抗日決心。

1943年，《大公報》任命楊剛為外交記者，兼《文藝》版主編。她的主要精力放在外交記者工作，她的才華引起周恩來關注，在周恩來的影響下，楊剛以《大公報》記者身份，與美國駐華使館官員和美國記者來往，從事國際關係工作，她一口流利英語，談笑風生，外國人士喜與她交往，她的表現受到周恩來賞識。

1944年，楊剛進入美國哈佛大學女子學院學習。1945年3月，楊剛接受美國自由世界協會邀請，到美國南部考察旅行。從美國南部回來后，楊剛擔任《大公報》駐美國特派記者。此後，她以特派記者身份出席美國總統杜魯門記者招待會，成為第一位參加美國總統舉行的記者招待會的中國女記者。她的報道亦比較透徹分析美國對華政策趨向，使她成為名記者，「美國通訊」也成為《大公報》馳名專欄。

1948年8月，楊剛從美國歸來，回國后接受的第一項重大任務就是推動《大公報》走向人民陣營。楊剛住到總編輯王芸生的上海家中做工作。接着楊剛進入華北解放區，1949年天津解放后進駐天津《大公報》，擔任副總編輯和黨組書記，隨後將其更名為天津《進步日報》。上海解放，楊剛再次隨軍南下，主持了解放后上海《大公報》的工作。

1949年10月1日，楊剛作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委員，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出席開國大典；二十四小時后，用激昂的文字寫下《毛主席和我們在一起》。

1950年楊剛獲任外交政策研究委員會主任秘書，后任總理辦公室主任秘書，在周恩來身邊工作，一九五四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處長，同年四月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

新中國成立，外交工作一切從「零」開始，楊剛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員會主任秘書，協助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周恩來出謀划策，深受器重，后轉任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主任秘書。在中美談判期間，楊剛憑借對美國社會、美國人民和美國政府運行機制的深刻了解，對美國政治經濟的透徹分析，成為周總理指揮談判的重要依據。

1955年春，楊剛調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分管國際報道。成為《人民日報》編委中唯一的女性。

1957年夏，楊剛參加整風反右運動，6月9日以「金銀花」的筆名發表詩作——《請讓我也說幾句氣憤的話吧》，同年10月7日突然告別人世，享年5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