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圖：陳大利為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的編劇之一。右圖：陳大利為電影「葉問」系列的初稿編劇。

　　【編者按】

　　從去年熱播劇《隱秘的角落》編劇就署名問題維權成功，到近來香港導演王家衛執導的劇集《繁花》又陷劇本署名爭議，無名的、年輕的「小編劇」的職業處境再度引發大眾關注。他們的生活何樣？職業處境又如何？面對強勢的劇組、老闆、導演、大編劇，「小編劇」們如何保護自己又如何出頭？帶着這些疑問，大公報記者專訪編劇從業者，從其個人經歷出發，了解他們在追夢背後各自難念的經，及其映射出的行業積弊，探討破局可能。

　　作為「80後」電影人，陳大利在行業中角色眾多，導演、編劇、演員，但伴隨其職業道路最長的，無疑還是編劇。在香港和內地兩地間執筆二十餘年，先後參與「葉問」系列、《九龍城寨之圍城》、《鏢人：風起大漠》等電影的編劇工作，從電影系畢業的無名之輩到如今站穩腳跟，陳大利總以幸運形容自己一路走來的經歷。日前，他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以親身經歷分享入行20年來在電影行業生存的真實體會。\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

　　陳大利的入行經歷是許多對電影行業心懷熱愛的年輕人的縮影。2003年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電影電視系的他，畢業後進入電視台新聞部工作，但內心始終對電影行業充滿熱愛與渴望。不久經朋友介紹，陳大利認識了東方電影的監製雷宇揚，彼時後者正在招畢業生一起工作，由此，陳大利開始進入電影圈走上了編劇的道路。

　　新人編劇起步難

　　和很多初入電影圈的新人編劇一樣，陳大利最開始並非做編劇，而是做助理，負責收集資料一類的工作。陳大利提到，雷宇揚當時除了做電影劇本，還有電台節目和小說，「這些工作我都會參與做。」他很快就遇到了雷宇揚第一部導演的電影《墨斗先生》，當時陳大利手上有幾個不同的劇本項目，「其實我當時有點類似他的文字助手。」陳大利提到，能一入行就跟隨雷宇揚做編劇相關工作，他已感到幸運，從未想過署名的事情，儘管《墨斗先生》劇本大概有一半的內容是由他執筆。「那時候我真的沒有任何要求，連編劇的合約都沒有簽，完全沒有想到電影上映後能在片頭編劇一欄看到自己的名字。」

　　「年輕編劇起步好難。」他說，「一來機會少，如今市場情況不佳，開工困難。新人沒有履歷給人家看，就只能當助手或者學徒，人工一開始普遍都低，拿不到行市價格。」至於署名困難則更是普遍問題，在陳大利看來，能在《墨斗先生》署名從而獲得自己第一部編劇作品，是他的運氣好，「就是他（雷宇揚）人比較好，對我也比較好，不吝嗇地幫我爭取落名。」

　　落名規則較模糊

　　入行22年，陳大利有十多部編劇作品，但多數不是第一署名。「編劇行業通常是有一個鏈條的，可能有一個編劇找我，那我上面就有一個編劇，有時候項目變動，換了導演或者編劇，你（拿到的）只是其中一稿的劇本，不是最終稿，我有很多次就遇到這樣的情況。」

　　後來雷宇揚去內地發展，陳大利便換了老闆，又十分幸運地接觸到「葉問」系列。「你看到『葉問』系列的編劇第一個都是黃子桓，當時就是黃子桓找我。」在創作期間，大家通過不斷地聊天、開會，進行劇本的碰撞磨合，「開會當然是由黃子桓主導，大家不分大小在一個房間裏討論，有時候到了關鍵部分就需要他去決策。」陳大利提到，「但同時葉偉信導演對劇本的參與度都是很高的，所以真正的創作領導，某程度上來說，葉偉信導演絕對佔超過一半，尤其是前面幾部。」

　　「我就負責落手寫，從分工來講，最後最細節的部分就由我來負責，所謂起稿。起稿完之後，黃子桓會再收拾，導演就不會落手寫，但他看完會給意見，然後我們根據他的意見再去改。所以整個分工其實是混在一起的，一定要分的話可能就是粗活重活會給下面的人先做。」陳大利說。

　　至於多人編劇情況下落名的順序規則，陳大利認為就比較模糊，比如「葉問」系列和《九龍城寨之圍城》都有兩到四位編劇不等，「『葉問』系列，黃子桓是最本身的編劇，講白一點他是我們的老闆，為劇本搭建了筋骨，為這個戲付出了很多，所以開頭都是他，我覺得很合情合理。」「我是第一部和第二部比較重要的元老，後面兩部其實我參與的就少了，排第二或者第三理論上都是電影公司老闆做決策。」陳大利提到，聯合編劇的排序，除了最大最知名的編劇通常排在首位，後面通常由電影公司老闆決定，有時很認真，有時也會很兒戲。

　　付出功勞難量化

　　小編劇處境艱難並非行業新事，陳大利認為，只是如今發聲渠道多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出來表達自己遇到的不公。「你問我過去有沒有遇過一些小小不公，其實都會有，比如有的項目給編劇署名署得特別隱蔽，但你投訴無門嘛。」「我也試過一兩次沒有收到錢，但都是小項目、小數目，而且對方解釋得到，並非刻意剋扣。」

　　「編劇這個工作其實好奇怪，編劇的付出和功勞是很難量化的，每個人對編劇工作的認知也不同。」陳大利表示，編劇要保護自己，最主要的還是要簽訂編劇的工作合約，否則只能像他第一部戲《墨斗先生》那樣指望老闆人好了。

　　另外，他提到，兩地的編劇都可以嘗試向當地相關行業組織尋求幫助，「比如香港有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和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前者可以接受對一些劇本或者大綱申請時間證人，起到一定的版權保護的作用，後者則更加類似創作者和片方兩者中間人的角色，如果真的遇到不公的情況可以盡早尋求協助，他們可以在中間做斡旋。至於內地，也有編劇協會、作家協會等。」但陳大利也指出，香港和內地其實都沒有真正的編劇工會，僅憑行業協會無法提供法律上的保障，最後往往變成中間人盡量促成兩方和解。「如果可以，當然是希望有制度保護，也許可以考慮學習荷里活的工會制度建立法律保障，但是這個難度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