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虎溪山下》，蔡寞琰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南北東西去，茫茫萬古塵。關河無盡處，風雪有行人。」唐代玄寶這首詩，印在《虎溪山下》（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年）的扉頁上，如淡淡的墨跡，把蒼茫的歷史感暈染在書中的故事裏。作者蔡寞琰憑藉家族日記、信件和長輩口述，講述了以曾祖父蔡德秀為主角的百年家族史，用平凡人生命的微光照亮歷史深處的道義與詩意。

　　《虎溪山下》講的是家族故事，講法是從一個故事牽出另一個故事。全書開篇，從蔡家祖墳虎溪山，引出主人公德秀，從德秀學醫從軍引出劉丫，又從德秀在四川任知事引出警佐張所長，而所長的女兒婉英後來成了德秀的妻子。德秀娶了張婉英回家，按當地風俗，請四弟德重媳婦滿姑給張婉英迎親，這就引出德重和滿姑的愛情故事……多個故事相互疊套，又一起套進滾滾紅塵中。

　　疊套時代的家族史詩

　　這一連串故事的中心是德秀，他如一根軸，立在中央，其他人物和故事像輻伸向四方，隨軸而轉，舞若車輪。而給這根軸以動力的是近代中國社會新陳代謝的歷史機制。德秀故事起始於十五歲那年，村上來了一位寶慶蔡氏的後人，比德秀小兩歲，算起來是他族弟，「文弱卻有大志，愛說話，不愛動，言語間見解獨到」，此人即後來的護國將軍蔡鍔。從這裏起頭，家族風雲和時代風潮在德秀的個體命運中匯流一處。中西衝突、新舊轉化、變亂交織的近代中國，構成了德秀們演出人生故事的舞台。

　　在其中，我們讀到理想主義的感召：德秀決意放棄做郎中的安穩生活，回省城參加新軍，他對李聰明說：「真正的革命者，心裏想的從來不是自己。流血斷頭，不是不愛惜自己──革命不是說說而已，得不吝自個兒最珍貴的東西，才能換取天下人的希望」；讀到了英雄主義的激盪：德秀打心眼裏厭惡戰爭，「戰爭從來不是好東西，但抗爭少不了流血犧牲。如果一定要抗爭，那就讓我來說話，我來流血」；還讀到了浪漫主義的柔情：德秀四十六歲那年的一天下午，不經意間寫下兩句宋詞：「料有牽情處，忍思量、耳邊曾道。甚時躍馬歸來，認得迎門輕笑」，又在宣紙一角寫了一行小字：「劉丫四十有一，長李聰明一歲，已是不惑之年。」

　　作為從傳統士紳走向現代知識分子的轉型群體中的一員，德秀或許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卻以其豐滿和立體的形象，折射出風雲激盪中的道義良知和人倫情感。作為革命者，德秀的故事和孫中山、黃興、蔡鍔聯繫在一起，寫入辛亥革命、護國運動的歷史冊頁之中。作為家族叛逆者，德秀和同時代的新人物一樣，不滿於包辦婚姻，倡導新文明新道德，卻又恪守着傳統倫理最內核的部分。在這個意義上，德秀具有某種「典型性」，從他身上，足以看到時代變遷及其擔當者的跌宕命運和心路歷程。

　　感人至深的女性故事

　　我以為，《虎溪山下》寫得最好的是女性，她們是德秀的原配李聰明、真愛張婉英、有緣無分的劉素貞，還有德重的妻子滿姑、老實憨厚的火姑……其中，最出彩的是婉英，她敢愛敢恨，跟隨德秀回到湖南，開醫館治療婦科，領風氣之先，後來醫館關了，「婦科」的牌子仍常有婦人前來擦拭，婉英太太「在我們婦人心裏掛了牌」。當地方惡霸捆走了德秀，族中男人不敢出頭，婉英率一眾女客拿着棍棒、菜刀、鋤頭前往營救，俠義柔情，令人動容。書中這些場景，被作者寫得生氣凜然，頗有古小說之風。

　　張婉英不愧為新女性的代表，李聰明則是舊道德的楷模。結婚當晚，德秀給這個李家丫頭取名「聰明」，作為自己「喚醒的第一人」。李聰明接受了這個名字，「但要說清楚，我是李聰明，更是蔡李氏。」德秀帶着張婉英回老家那年，李聰明四十歲，已嫁進蔡家多年，成為蔡家一分子了。她不顧勸阻，決意去村口迎接她名義上的丈夫和他的新婦。見面後，德秀主動過來打招呼：「夫人，這是婉英。」聰明卻看向婉英：「我是德秀的小妹李聰明，我們來接你回家。」讀到此處，我們便想起，對於這位包辦而來的妻子，德秀一直稱「小妹」。武昌起義爆發後，德秀主動請纓加入援鄂敢死隊，在武漢參加戰鬥，受了重傷。李聰明帶着劉丫和老僕田伯趕去尋夫。德秀生平第一次稱李聰明為「夫人」，卻是要她去缺少人手的革命軍醫院幫忙。李聰明看透他的心思是以名分做交易，當即表示「我就這裏守着你，照顧你。」果不其然，德秀見聰明不願意去醫院，馬上改了口「如此，那就不勉強小妹了。」場景換到村口，李聰明以「小妹」自居，再一次拒絕了德秀用名分做交易的企圖。蔡家的孩子始終喊李聰明為「大媽媽」，李聰明像當年接受丈夫給的名字那樣淡然接受，臨終前卻特意交代：「我走以後，墓碑上不要刻『大媽媽』，不要刻『李聰明』，一定要刻上『蔡李氏』。」

　　哪怕故事裏的女性配角，作者也着力書寫其人格光輝。張婉英的母親張夫人不顧族人反對，執意改嫁給一個撐船佬。女兒嫁給德秀那天，張夫人和老伴來見女兒，「船夫老實巴交，穿草鞋，腳板寬大，見到德秀還忙着行大禮。」婉英私下問母親：「您好歹是養尊處優多年的典史太太，怎能忍受船上的風吹雨打？」張夫人回答：「現在我曉得船要去哪裏，在哪裏靠岸，無事看船槳划過水面，來來回回，不必找尋啥子，在搖搖晃晃中也能過安定日子。」張夫人的選擇特立獨行，對自己行為的解釋富有詩意和哲理。從文學創作的角度講，這樣的行為富有戲劇性，語言卻更多投射了作者的思想。作為一部歷史題材的非虛構作品，書中類似的內容多少帶有非歷史性，這或許是可商榷的。不過，書中對歷史的致敬、對人性的禮讚以及對親情的深沉謳歌，構成推動敘事的真正動力。蔡家的故事從晚清寫到20世紀80年代，跨度不可謂不大，如純以時間為線，難免被歷史宏大敘事束縛手腳，作者跳出時間線的嚴密束縛，轉以道義表達統領全書，反而獲得一種撰述的自由，使其得以把家族情感與理性思考、德性追求融貫一體，講出了一個感人至深的好故事。

　　耕讀傳家的文明基因

　　《虎溪山下》分為上下兩篇，上篇是德秀的故事，下篇的主人公則是包括「我」在內的子孫。「我」的祖父和祖母的故事、父親和母親的故事，與德秀與李聰明的故事頗有幾分相似，每一代父與子的矛盾、每一對夫與妻的離合，似曾相識又各個不同，連貫起來看，彷彿進入「無限流」的敘事。當蔡氏幾代人的家史以循環的樣態呈現在我們面前，川流不息、無往不復的歷史機理令人唏噓，而挺立不墮的，是最樸素的道義追求，這也正是作者要着力刻畫與彰顯的。

　　《虎溪山下》的故事是寫給普通人的，作者在結尾寫道，「城市從來都是那座城市，熙熙攘攘，再厲害的人也只能過這一生，再卑微的人也要過好這一生。」但在叩問歷史、張揚道義的同時，書中蘊藏着文明思考。中華文化以農耕文明為根基。《虎溪山下》所寫的，便是一群植根於文明深處的農家子。於他們而言，耕讀傳家，是信念的堅守，也是現實的努力。作者藉由蔡家故事流露出對「讀書」近乎信仰的執著。德秀對自己和子孫最大的要求是好好讀書。作為作者代言人出現的「我」，幼年喪父，母親離家，幾成孤兒，遍嘗人間冷暖，一度瀕於沉淪，所幸有祖父、二爺爺、姑奶奶照拂，迎着光明掙扎前行，最終擺脫了生活厄運。「借問靈山多少路，十萬八千有餘零。」在此途中，最重要的一環便是讀書求學。再如，落魄地主子弟田先生幼年失學卻篤志於學，「道從何來？又去何處？存於書，傳於人，幾張紙有時的確比命還重要。」在後來的軍旅生涯中，田先生盡忠於民族，惜兵如子，與糟糠之妻相守一生，溫良而堅韌、博大而沉實，成為中華文明具體的人格象徵。所有這些人的故事都印證着蔡家傳誦幾代的話：「要讀書，不是為了過得更好，而是要讓讀書長在骨肉裏，此外，還有良知、公義不可泯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