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勞動婦女節不僅提醒我們要關注女性權益、傾聽女性聲音，它更是一個女性與女性互相聯合、凝結全球女性共同體的時刻。每年婦女節前後，會出現一些女性內部的討論。

　　其中一個顯著的表現是命名的更易。近年來，婦女節屢屢化身為「女神節」、「女王節」，映照出大眾對女性的片面想像。大眾文化中所呈現的女性之間的情誼，往往不是母女情深、閨密大戰就是婚戀危機。似乎，女性的世界除了親情、愛情就是友情。

　　然而，不管是女性還是男性，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樣態遠不止於此。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就呈現了一段在發達的現代都市中特殊的親密關係：這些同住於一個屋檐下，互稱家人的人們實際上沒有半點血緣關係。為了互相取暖，他們選擇成為家人。

　　相對於是枝裕和，這種虛擬的、代償性的親密關係在華語電影中早有充滿女性主義色彩的體現。許鞍華的《天水圍的日與夜》有這樣一段場景：大巴車在冰冷的城市中穿梭，兩個女人並排落座，相對無言。其中較為年長的是年近古稀的阿婆梁歡。

　　另一位相對年輕的，也已邁進了中年，街坊鄰里都叫她貴姐。由於對生活困境的互相理解，這對同住天水圍的鄰居開始惺惺相惜。某次，梁歡邀請貴姐同去家人的飯局。

　　這一天，她們剛從飯局離開。席上，兒子拒絕收下梁歡用「棺材本」購置的金器。在車上，這個孤獨無依的老人將這些金器交給右手邊的貴姐。貴姐連聲拒絕，阿婆道：「將來會有用錢的時候。」所有的難堪與溫情都交代在這個畫面中，一個女性共同體得以完成。在此，女性與女性之間的關係，不僅僅如其他電影一樣體現在對男性的拒斥上，它進一步取消了父親、丈夫和兒子在親密關係中的位置，在此基礎上，兩個弱勢女性組成了一個去父權制的虛擬家庭。

　　更確切地，我們可以將其稱為許鞍華的「她世界」。其中，擁有不同面貌與遭際的「她」，從來都不是「地母」，而是小市民，人性中的嗔痴愛怨一樣不落。但是，現代城市中的叢林邏輯並沒有完全馴服這些小市民，她們仍然擁有女性相當有力的那一面──強大的共情能力。這樣的情感力量，體現在電影中很容易變成濫情與縱情，而許鞍華從來都是點到即止。

　　例如，《桃姐》中的老僕桃姐和少爺之間就有一種刻意為之的疏離感。在少爺母親死後，二人之間一直存在着一種微妙的主僕情緣。桃姐付出的情感勞動，實際上部分地代理了少爺母親的位置。但是，許鞍華表現得相當克制。這導致她的電影看起來似乎不夠徹底，但正是這種看似不徹底的克制成就了其作品中最核心的力量。

　　有人認為許鞍華塑造的女性並不徹底，她們不曾主動打破性別與階級的枷鎖，缺乏革命性。這既是對許鞍華的誤解，也是對革命的狹隘認識。在《明月幾時有》中，周迅飾演的方姑組織的革命行動，不僅充滿諸多女性的身影，而且在宏大的革命敘事中留下了大量空白，反而到處都是瑣碎的生活細節。

　　許鞍華的女性力量，就在她的留白裏。其中露出了許鞍華電影中質樸的底子。畢竟，生活始終都要過的。當年參加抗戰的地下黨小兵，說完昔日的英雄往事，轉身就到樓下的大馬路上繼續開的士。傳奇大隱隱於市井，畢竟哪一段宏大敘事背後不需要柴米油鹽醬醋茶？

　　近年來，隨着女性消費力的膨脹，中國影視市場的「女性向」產品越來越多。比如，從去年開始流行的「雙女主」人物設置的電視劇，它針對的受眾相當統一，那就是城市中產階級女學生與青年白領女性。長期以來，中老年女性、尤其處於底層的那些女性受眾群體被排除於主流市場之外。並且，這些女性的公眾形象不是負面的，便是隱身的。

　　在一些流行的影視內容類型中，人性之惡、封建保守、小市民劣根性幾乎成為中老年女性的代名詞。除此之外，還有大量中年女性在影視市場中充當各式各樣的「工具人」。這多多少少反映出，我們對「她」的想像是偏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