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九六二年，孩子們爭看外公豐子愷寫生

　　豐子愷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作家。

　　日本文學家吉川幸次郎認為，豐子愷不僅多才多藝，會彈鋼琴，作漫畫，寫隨筆；更重要的，「乃是他像藝術家的真率」。

　　哪兒可以尋到真率？豐子愷說，從小孩子身上心中才能尋到，孩子們好真、樂善、愛美的天性，才是真率。豐子愷不僅欣賞兒童，確切地講，他本身具有一顆赤誠之心，與兒童心心相印。看過「子愷漫畫」，誰會忘記他畫筆下的童真？從他的散文裏，亦不難發現兒童題材作品，佔有很大比重。

　　兒童崇拜者

　　豐子愷描寫兒童，並非為了讓讀者神遊兒童世界，從中得到快慰。那麼，他為什麼畫兒童、寫兒童？他說：「在那時，我初嘗世味，看見了當時社會裏的虛偽驕矜之狀，覺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只有兒童天真爛漫，人格完整，這才是真正的『人』。於是變成了兒童崇拜者，在隨筆中、漫畫中，處處讚揚兒童。現在回憶當時的意識，這正是從反面詛咒成人社會的惡劣。」

　　成人互相隔着一堵牆。把牆撤去的，只有兒童。豐子愷《隨感五則》說：「我似乎看見，人的心都有包皮。這包皮的質料與重數，依各人而不同。有的人的心似乎是用單層的紗布包的，略略遮蔽一點，然真而赤的心的玲瓏的姿態隱約可見。有的人的心用紙包，驟見雖看不到，細細摑起來也可以摸得出。且有時紙要破，露出緋紅的一點來。有的人的心用鐵皮包，甚至用到八重九重。那是無論如何摸不出，不會破，而真的心的姿態無論如何不會顯露了。我家的三歲的瞻瞻的心，連一層紗布都不包，我看見常是赤裸裸而鮮紅的。」

　　豐子愷如何描寫童真？比如《從孩子得到的啟示》一文中，八歲阿寶與六歲軟軟玩「抬轎子」遊戲，把兩歲阿韋翻倒在地，乳母過來問：「是誰不好？」阿寶與軟軟都爭着說自己好。豐子愷在文中寫道：「所以大人要稱他們為『童蒙』，『童昏』，要是大人，一定懂得謙讓的方法：心中明明以為自己好而別人不好，口上只是隱隱地或轉彎地表示，讓眾人看，讓別人自悟。於是謙虛，聰明，賢慧等美名皆在我了。」

　　隨後，他又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口中不說出來的謙讓方法，在「形式上看來是滑稽的；在意義上想來是虛偽的，陰險的。」小孩子由於「花生米翻落地了，自己嚼了舌頭了，小貓不肯吃糕了，失手打破了玩具，自己跌倒了，不想坐長途火車，要回家去」，都會悲傷痛哭，這哭就是真率，對孩子有特殊效果。「大人慣說『哭有什麼用？』原是為了他們的世界狹窄的原故。」

　　再如《作父親》，寫一群天真孩子圍觀一籠可愛雛雞，祈求父親購買。雞販見此情景，執意不肯讓價，交易未成，引起孩子嚎啕大哭。父親向孩子們解釋交易沒成原因：「你們大家說『好來，好來』，『要買，要買』，那人就不肯讓價了！」這話在成人聽來，是普通道理。可是，在孩子聽來，卻不甚瞭然。

　　然而，父親「不說下去了」。這「不說下去」，恰恰表明父親複雜心理。因為，父親深知要進一步說明達成交易辦法，必須「看見好的嘴上應該說不好，想要的嘴上應該說不要」，這正是不能為孩子們看透的成人社會虛偽。

　　豐子愷是怎樣一個父親？當一群兒女離開上海租寓去鄉下，留下一人獨居時，他竟將「四雙破舊的小孩子的鞋子（不知為什麼原故）」，「拿來整齊地擺在自己的床下，而且後來看到的時候常常感到一種無名的愉快。」字裏行間，讓人深深感受到一顆父愛之心！

　　《阿難》是豐子愷為早產兒子寫的散文。寫阿難辭了母體後，「以一跳了生死」。他悲嘆阿難：這一生「何其草草」，這壽命「何其短促」，這父子情緣「何其淺薄」。轉而，他又讚美「你的一生完全不着這世間的塵埃。你是完全的天真，自然，清白，明淨的生命」。只有這一跳的生命最「乾淨」，沒有受「世界的種種誘惑，染了這世間的色彩。」

　　豐子愷稱讚孩子是「身心全部公開的真人」，有「比大人真是強盛得多」的「創作力」，「世界的人群結合，永沒有像你們樣的徹底地真實而純潔」，有「天地間最健全的心眼」，「天賦的健全的身手，與真樸活躍的元氣」。他寫道：「近來我的心為四事所佔據了：天上的神明與星辰，人間的藝術與兒童。這小燕子似的一群兒女，是在人世間與我因緣最深的兒童，他們在我心中佔有與神明、星辰、藝術同等的地位。」

　　普天下大愛

　　豐子愷是「一種體貼入微的對於小孩子的愛」。那麼，這種愛的出發點是什麼？分析這種感情時，他說：「朋友們說我關心兒女。我對於兒女的確關心，在獨居中更常有懸念的時候。但我自以為這關心與懸念中，除了本能以外，似乎尚含有一種更強的加味。」這種「加味」，是「對於孩子們─普天下的孩子們─關心與懸念」。

　　上世紀三十年代，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出現在豐子愷筆下的，自然是貧富懸殊，給孩子們帶來痛苦。這類題材在生活中俯拾即是，使他感到憂慮、憤慨。

　　一條長櫈橫跨在另一條長櫈，兩個小孩坐在上面一張長櫈兩端，仿「蹺蹺板」玩法，一高一低地玩着，這是豐子愷《窮小孩的蹺蹺板》一文中情景。他真切寫道：「因此我想到世間的小孩苦。在這社會裏，窮的大人固然苦，窮的小孩更苦！窮的大人苦了，自己能知道其苦，因而能設法免除其苦。窮的小孩苦了，自己還不知道．一味茫茫然地追求生的歡喜，這才是天下之至慘！」這類作品中，豐子愷善用精煉筆墨表達感情。

　　人們常說，豐子愷兒童漫畫真實、有韻味，其實，這一觀點移植到他的散文也無不可。因為，豐子愷「作畫等於作文」。他曾說：「我非常親近他們，常常和他們共同生活。這『親近』也是這些畫材的由來。由於『熱愛』與『親近』，我深深地體會了孩子們的心裏，發現了一個與成人世界完全不同的兒童世界。」

　　四個三歲到九歲孩子，在炎夏傍晚吃西瓜，有什麼好看？他就看出一種「生的歡喜」。三歲小孩「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發出一種像花貓偷食時候的『ngam ngam』的聲音來」，在他耳中，便變成音樂；五歲孩子說「瞻瞻吃西瓜，寶姐姐吃西瓜，軟軟吃西瓜，阿韋吃西瓜」，在他眼裏，就是一首把感情翻譯而成的詩，衷心稱讚「全部精神沒入在吃西瓜的一事中，其明慧的心眼，比大人們所見的完全得多」。

　　對於孩子們「搗亂」行為，例如爬到書桌「拿起自來水筆來一揮，灑了一桌子又一衣襟的墨水點；又把筆尖蘸在漿糊瓶裏。他們用勁拔開毛筆的銅筆套，手背撞翻茶壺，壺蓋打碎在地板上……」此情此景，豐子愷自然不耐煩，但又立刻後悔，於是「哼喝之後繼之以笑」，「批頰的手在中途軟卻，終於改批為撫」。

　　豐子愷認為，喝止或「要求孩子們的舉止同自己一樣」是乖謬的。因為，成人「舉止謹惕，是為了身體手足的筋覺已經受了種種現實的壓迫而痙攣了的原故」。對於小孩子不肯安寧、不肯忍耐，不能忍受「閒」的痛苦，他有一種合理解釋：那就是「不頹廢，興味最旺盛」表現，「兒童的遊戲，猶如成人的事業」。

　　《華瞻的日記》一文中，豐子愷通過三歲兒子華瞻的眼睛，刻畫成人世界。尤其第一節，通過日常兒童生活，抒寫華瞻與鄰居小朋友鄭德菱之間真誠友愛。「我看見她在水門汀上騎竹馬。她對我一笑。我分明看出這一笑是叫我去同騎竹馬的意思。我立刻還她一笑，表示我極願意，就從母親懷裏走下來，同她一同騎竹馬了。……我們真是同志的朋友！」儘管全段沒有人物對話，但「此處無聲勝有聲」，含蓄點出兩個孩子之間的「笑」，以「笑」作為純潔友誼媒介，人物情態幾筆勾勒完全。

　　豐子愷進一步表達：普天下孩子應該像親骨肉一樣。他以孩子憨直口脗寫道：「其實照我想來，像我們這樣的同志，天天在一起吃飯，在一塊睡覺，多好呢？何必分作兩家？即使要分作兩家，橫豎爸爸同鄭德菱的爸爸很要好，媽媽也同鄭德菱的媽媽常常談笑，盡可你們大人作一塊，我們小孩作一塊，不更好麼？……這『家』的分配法，不知誰定的，真是無理之極了。」

　　生活在孩子們中間，豐子愷彷彿完全忘卻自己是個大人，如此殷切寄託「普天下一家」思想。但這種思想，在冷酷現實社會，只不過是一種善良願望而已。

　　永葆赤子心

　　豐子愷有一顆「童心」，對成人世界，自然有一份恐懼，或者說厭惡。但時光不客氣，他畢竟亦漸漸老去。三十歲，只不過壯年開始，他已經怕「老」之來臨，憂心忡忡地說：「雖然明明覺得自己的體格與精力比二十九歲時全然沒有什麼差異，但『三十』這一觀念籠在頭上，猶之張了一頂洋傘，使我的全身蒙了一個暗淡色的陰影。」心理上有「兒童相」，生理與生活環境卻無法擺脫「大人相」，這成為很大矛盾，也平添無限苦惱。

　　因此，豐子愷說：「我自己明明覺得：我是一個二重人格的人。一方面是一個已近知天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長大的、虛偽的、冷酷的、實利的老人；另一方面又是一個天真的、熱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這兩種人格，常常在我心中交戰。雖然有時或勝或敗，或起或伏，但總歸是勢均力敵，不相上下，始終在我心中對峙着。為了這二者的侵略和抗戰，我精神上受不少的苦痛。」

　　有時，他甚至希冀父母親的安全感。當孩子被花貓捕鼠所嚇，直奔投他懷裏時，不禁感嘆：「我在世間，也時時逢到像貓與老鼠大戰的恐嚇，也想找一個懷來奔投。可是，到現在還沒有找到。」

　　誠然，豐子愷企慕孩子天真生活，但他畢竟深察社會痼疾，熟諳世態炎涼。當他從兒童生活中獲得感興，描寫這一感興時，不免帶上社會色彩。他愛憎分明，憧憬兒童生活與詛咒成人社會互為因果。然而，他在評判中看不到希望，看到的是，孩子們逐漸走向成年，踏入社會而受薰染。他認為，長大就是走出人生黃金時代。

　　豐子愷對孩子們哀嘆：「但是，你們的黃金時代有限，現實終於要暴露的。這是我經驗過來的情形，也是大人們誰也經驗過來的情形。我眼看見兒時伴侶中的英雄，好漢，一個個退縮，順從，妥協，屈服起來，到像綿羊的地步，我自己也是如此。『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你們不久也要走這條路呢！」「我的孩子們！我憧憬於你們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我想委曲地說出來，使你們自己曉得。可惜到你們懂得我的話的意思的時候，你們將不復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

　　他一再感嘆脫離黃金時代，走向成人世間，是「往日的一切雄心和夢想已經宣告失敗，開始在遏制自己的要求、忍耐自己的慾望」的悲哀。對兒女奔向成長，他有無限不放心，「因為這好比把你從慈愛的父母身旁遣嫁到惡姑家裏去」。

　　豐子愷畏懼成長，但事實無法逃避，人總要長大。為了對抗成人世界虛偽、冷酷、實利，他提出一種反璞歸真方法。他說：「昔日的兒童生活相能『佔據』我的心能使我歸順它們；現在的世間相卻只是常來『襲擊』我這空虛寂寥的心而不能佔據，使我歸順。」他會時刻回憶童年一切，因為從「真率的兒童生活中夢見了自己過去的幸福，覓得了自己失去的童心。」

　　在豐子愷散文中，有無數深情款款追憶兒時生活的文字：他忘不了，祖母每年大規模養蠶，吃桑葚、走跳板的樂事；他忘不了，站在書桌旁，等着愛吃蟹的父親，給他一隻蟹腳的日子；他忘不了，跟隔壁豆腐店王囝囝學釣魚，躲在扶梯底下學塗畫，這些令人神往的生活小趣。

　　他說：「我看見世間的大人都為生活瑣屑事件所迷着，都忘記人生的根本：只有孩子們保住天真，獨具慧眼，其言行多足供我欣賞者。」天真就是人的本性，有了本性，就是大丈夫無畏氣概。故他「覺得孩子們都有大丈夫氣，大人比起他們來，個個都虛偽卑怯。又覺得人世間各種偉大的事業，不是那種虛偽卑怯的大人們所能致，都是具有孩子們似的大丈夫氣的人所建設的。」這正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的意思。

　　因此，在物慾功利的成人世間，如果能夠像「千萬條陌頭細柳，條條不忘記根本，常常俯首順着下面，時時藉了春風之力，向處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它親吻」。「高而不忘本」值得讚頌，人長大了，能反璞歸真保持「兒童相」，的確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圖片由豐一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