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和競爭或許已進入主權時代。日前，英偉達總裁黃仁勛於世界政府峰會上首提「主權AI」的概念，主張每個國家應該擁有其數據及其衍生智能信息的所有權，以及都需要開發並建立自己的「主權人工智能」（Sovereign AI）。

　　伴隨着視頻生成模型Sora最新技術的橫空出世，主權人工智能話題在全球範圍內迅速引發關注。其字面上的「主權性」，無疑使這一提法與地緣政治、大國博弈等國際關係項發生關聯。結合香港的獨特歷史角色以及國際化優勢，本文將初步闡述香港有機會在這場主權人工智能的「技術─政治」浪潮中獲得優勢定位，應積極有為把握戰略發展機遇。

　　什麼是主權人工智能

　　所謂主權人工智能，其在概念上可視為數字主權的演進和延伸。也即，不同國家在追求自身數字技術應用實踐的過程中，天然地保持有某種維護其在數字領域自主管理權的「本能」與「衝動」，強調本國數字經濟的自主、安全、可控可視作傳統國家主權及其排他性權力的慣性所在。

　　以歐盟為例，其意圖提高歐洲在數字世界中自主行動能力的方式在於制定一系列政策文件和制度框架，如《通用數據保護條例》、《數字市場法》、《數字服務法》等。與之類似，包括美國對華採取的「小院高牆」策略、俄羅斯的「主權互聯網」立法等數字主權舉措，無不是為了維護國家在數字領域內的自主管理權完整。

　　當數字技術蝶變邁入大模型時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憑藉幾乎以「天」為時間單位的進化速度再一次開啟全球競爭新秩序。各國普遍為其會否落伍於這場日新月異的技術大潮而感到焦慮，抑或是擔憂主動權、主導權旁落他國，故而選擇實施更積極、能動的研發路線與發展戰略。

　　概言之，儘管「主權人工智能」尚無統一定義，但當中的核心內容在於──由國家支持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建設，用符合本國文化、思維方式、價值觀的數據來訓練大模型，以構建兼具本土屬性與國際競爭力、影響力的人工智能生態系統等。

　　主權人工智能深刻反映地緣政治現實

　　主權人工智能現象看似是由新技術的橫空出世所致，實則反映出，全球人工智能技術版圖的生態獨立與陣營劃分已是既成事實，即在整個科技領域，全球合作早已讓位於地緣政治競爭。尤其在中美之間，隨着內地方面獲取先進人工智能算力嚴重受限──出口禁令斷供高端芯片的採買，收緊光刻機出口遏制本土芯片產能，以及租用海外雲服務訓練大模型不被允許，技術研發的逐步閉源和分化勢必將引發兩國人工智能生態的隔閡。

　　受極端化的陣營觀念驅使，有美國學者甚至指出，美方應結合各國對主權人工智能的關切，推動升級版的人工智能「大院高牆」策略，也即美國可以協助盟伴國家設計本國的大模型，但在技術、價值觀、生態等領域與美國保持一致，從而形成一個美國中心主義的「民主人工智能大院」以完成針對中國的又一次科技切割。

　　香港應在數字技術「地緣政治化」中順勢而為

　　一直以來，香港具備「內陸─海洋」通道與「國內─國際」聯絡人兩面性的居間者式的能動存在。當人工智能這一技術議題進入地緣政治敘事之時，香港的角色就再度令人期待。

　　面對此次洶湧而來的技術浪潮，香港也及時做出了應對。就在剛剛發布的2024-25年財政預算案中，特區政府針對人工智能等創新科技發展持續籌劃，包括人工智能超算中心建設、人工智能資助計劃推行，海內外人才、企業及項目招募落地等部署都在有序進行中，其藍圖可以簡要勾勒為：以平台集約和算力統籌為基座來支撐本地創科生態的多元化塑造，更重要的是，發揮聯通灣區內地與國際市場的獨特優勢，使人工智能發展所需的「海外技術引進」和「國家自主創新」兩大核心價值匯於本港，相向而行。很顯然，香港已經在主權化的全球技術競爭格局中準確找到了自我定位：當大國關係與地緣政治越緊張複雜時，香港在戰略層面的靈活性、機動性角色就愈發重要。

　　香港發展人工智能具有很強的比較優勢

　　更進一步，香港首先需要在算力破局上積極有為：即便遭遇美國的芯片管制加碼，但仍可支持本港芯片廠商以及內地尚未被封禁的相關企業最大限度利用海外產能，鼓勵他們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利用台灣、韓國等地芯片代工廠的先進產能進行生產製造，以補缺、補強算力供給。這實際也是香港國際化特色與轉口貿易特長的具體表現。

　　其次，結合自身特有的文化開放地位，香港可通過完善高質量語言語料庫來獲取大模型數據服務的競爭優勢。這其中既包括以整合繁體中文語料補強中文數據短板；亦要求香港在人工智能的跨文化、跨語言系統尤其是小語種及「弱勢文化」關照方面有所進取，從而向世人展示城市包容性。

　　如果說美國掌握着人工智能供給側的技術優勢，中國則掌握着需求端的應用優勢，該種緊張但有張力的矛盾關係同樣給予香港以產業發展啟示。當前，香港正在全面擁抱數字經濟，或許着重在大模型的應用場景中持續發力才是「藥引」之一。例如，圍繞緩解香港勞動力暫時短缺的難題，可鼓勵行業、企業依託數字技術打造人工智能虛擬員工。虛擬數字人不但有助於提升工作效率，降低用工成本，也被喻為下一代信息技術的超級數字入口，更為香港的Web3願景帶來更多合理的戰略想像。創新科技、公共政策與商業紅利在人工智能的場景項下就此統一。

　　總的來看，透過一個「敏捷」、「靈活」、「開放」的中國香港來推動中外產業對話，加強海外科研合作，並促成中國與國際先進技術生態同步接軌，既符合國家整體科技利益，當然也考驗決策者高超的政治手段。從該意義上講，在主權人工智能時代，香港或再度被歷史選中。

　　作者分別為香港國際經貿合作協會製造業委員會主席；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公法與人權論壇研究員、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