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民主黨拜登入主白宮，世界無不希望美國能回歸「正常」。比如重新加入世界衞生組織，重返巴黎氣候大會等。對中國而言，則希望美國能夠重新支持自由貿易，放棄逆全球化，具體來講就是要結束特朗普發動的、對任何人都沒有益處的貿易戰。

　　確實從拜登和民主黨的理念來講，他們都崇尚自由貿易和全球化，反對以關稅為手段的貿易戰。而且從經濟角度講，這場貿易戰美國沒有達到任何目的：它和中國以及世界的貿易逆差繼續加速擴大，也沒有美國企業遷返本土，更沒有打擊中國的進出口貿易──中國貿易規模反而在全球的佔比達到歷史峰值。相反貿易戰的主要代價都是美國消費者承擔了。現在美國的物價飆升，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大幅提升的關稅。

　　這裏不妨舉幾個數據。美國2021年前11個月的貿易逆差比2020年大幅增加28.6%，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則增長12.8%。中國2021年前11個月進出口總值5.47萬億美元，增長31.3%，已經超過2020年全年，順差近6000億美元！

　　其實加關稅的後果，拜登個人都有親身體驗。因為同為民主黨的前總統奧巴馬也曾對中國加過關稅。當時剛剛執政的奧巴馬在2009年對中國輪胎徵收關稅，確實最終也保住了1200多個工作崗位，但成本高昂：美國消費者每年在輪胎上多花10億多美元。這也是為什麼2021年美國超過30個貿易組織呼籲拜登政府恢復與中國的談判並取消關稅。然而多少出乎世人預料的是，拜登執政一年多雖然否定了特朗普時期的許多政策，但貿易戰卻依舊持續。

　　應該說，中美持續至今的貿易戰，根源並不是經濟因素。當初特朗普以「知識產權和商業秘密」為幌子發動貿易戰，有多種政治目的。一是要迎合國內選民，兌現他選舉時的承諾，從而為當年舉行的中期選舉和未來的連任創造條件。二是滿足黨內、國內對華強硬派遏制中國的訴求。另外還有一個超越理念和黨派的因素。今天持續衰落的美國，自信心日益不足。開始把國內問題的責任歸罪於外部因素。

　　所以拜登執政以後，面對國內來自兩黨的對華強硬派，他也不能無視。他既要得到本黨的支持，也需要籠絡共和黨。再者，推卸責任是政治必須。阿富汗撤軍演變成災難性潰敗，拜登不也把責任推到前任特朗普身上嗎？辯稱自己不過是履行前任政府簽訂的協議。對本國的特朗普尚且如此，更何況對中國。

　　美圖轉移國內問題壓力

　　如果以上算是第一個原因的話，那麼拜登執政一年來內外交困消弱了他的權力則是更重要的因素。

　　除了上文提到的災難性阿富汗撤軍，拜登這一年內部施政乏善可陳。主要問題有三。一是應對新冠疫情失敗。他執政一年，死亡人數和感染人數大幅超過特朗普時期。二是到2021年12月，物價創下四十年來最大的漲幅。在這種背景下，拜登並不敢也不能去處理中美貿易戰的問題。他如果作出讓步，將會付出巨大的政治代價。其實不僅貿易戰，就是奧巴馬推動建立的TPP，也同樣由於國內政治的原因，拜登不敢重新加入。三是，拜登是成熟的建制派政治人物。雖然他並不認同貿易戰，也意識到對美國的損害，但他卻想把這張雞肋牌甚至負擔牌變成一個和中國交易的重要籌碼。所以在換不到他所期望的回報之前自然不會終止。

　　但問題在於中國對貿易戰的立場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起初，中國是不願意發生對誰都沒有益處的「貿易戰」。一是中國憑藉比較優勢，成為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自然反對任何破壞行為。二是中國是績效合法性，擔心貿易戰影響民生，比如就業。三是中國有完善的產業鏈，這既是承受外部衝擊的優勢，也是軟肋：貿易戰不僅失去一些市場，也會令產業鏈受損。這和美國只是損失部分市場不同。四是中國的人口規模是美國的四倍多，內部治理的難度本就世界最高。再加上中國正處於轉型期，城市化、工業化、市場化都沒有完成，而一個國家的轉型期往往也是社會矛盾的高發期，處理不好極易演變成全局性的挑戰。

　　但三年打下來卻驗證了中國對外貿易的強大彈性和韌勁。中國幾十年形成的產業鏈的地位無人能夠撼動。曾記否，疫情之初，面對口罩短缺，歐洲一片驚呼，下定決心要進行產業調整。到現在，這種聲音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不僅如此，這三年來人民幣還大幅升值。

　　對於中國而言，美國如果無條件結束貿易戰，當然歡迎。如果美國想以此作為交易的籌碼，中國則不會答應。這張牌對於美國而言已失去實際意義，更多的是具有外交象徵意義。考慮到2022年是中美的政治周期，2023年將是一個重要的機會窗口，結果如何，拭目以待。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