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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疫情爆發看氣候變化政策的痛點/劉浩典 吳遜

時間:2020-03-27 04:23:56來源:大公報

  研究氣候變化的科學家不斷警告我們,氣候變化不僅會使海平面上升,導致極端天氣頻頻出現,還會提高傳染病發生的可能性。儘管氣候變化和傳染病爆發之間有這樣顯而易見的關係,我們對於氣候變化的態度卻與對此次新冠病毒危機的態度截然不同。

  新冠病毒可以致命,但是它的死亡率相對較低。在疫情嚴重的地區,政府各部門迅速採取行動,開打防疫戰。疫情可以得到控制,但整個社會也為此付出巨大的犧牲和代價。

  反觀氣候變化,儘管氣候變化導致了許多物種的滅絕,並且在很大程度上會威脅到人類的生存,政府在資源配置決策時,卻很少會把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放在優先考慮的位置上。

  氣候與疫情爆發關係密切

  簡而言之,人們在直面傳染病時常常表現出極度恐懼和悲觀,但對於會 導致傳染病可能爆發的事情,又往往低估其風險,甚至表現出天真的樂觀。

  高估傳染病的風險,和低估氣候變化的風險,實際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概率忽視理論可以解釋這兩種現象。

  無論是傳染病還是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人們在風險面前往往不會計算風險發生的實際概率,大家的行為主要取決於這一風險的存在感強弱(即顯著性偏見)、本能以及我們的即時情緒反應(即情緒啟發效應)。

  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對於這一風險的認知產生極大的衝擊。每天我們都被疫情新聞、世界各地確診和死亡人數等信息所淹沒。由此引發人們強烈的情緒反應,尤其是引發恐懼。這種顯著性與恐懼情緒相結合,會使我們誇大對某件事發生的可能性的判斷。

  而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則恰恰相反。它的存在感並不強,在許多人看來氣候變化屬於遙遠的未來。也許一些年輕人會更關注這個問題,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氣候變化的風險不會引起他們強烈的情緒反應。許多人都會因而長期低估氣候變化所帶來的風險。

  對新冠病毒和氣候變化的不同反應,也源於所謂的「現時偏好」,即人們往往高估眼前的成本或收益,而忽視長期的影響。在新冠病毒面前,人們願意立刻行動並付出一定代價,因為這種代價在短期內就能看到效果,即免受這一危險疾病對生命的威脅。但人們卻不願意為了應對氣候變化而採取行動,哪怕是付出微小代價。因為這種行動的成效(如人類生存和自然環境保護)只能在未來才會體現出來,其效果由於現時偏好而大打折扣。

  氣候變化和傳染病都是全球性問題。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離不開各國政府之間的合作與協調。但這種合作並不容易,因為每個國家都有搭便車的動機。

  在傳染病問題上,因為傳染病會讓每個國家都付出高昂代價,大多數政府不得不採取一些防控措施來應對傳染病。但在氣候變化議題上,搭便車現象(以及隨之而來的公地悲劇)似乎更加難以解決。對於某一單個的國家而言,即使不為應對氣候變化採取行動,也可以從其他國家的行動中獲得好處。如果各國都這樣考慮問題,不願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風險上有所作為,最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

  從對抗新冠病毒經驗中,有助整理對抗氣候變化的有效措施。

  首先,對於希望採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來應對氣候變化的人們來說,這次疫情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更多的人認識到氣候變化與傳染病爆發之間的關係。這場危機可提醒各國政府:「如果不希望更多這樣的病毒危機再次爆發,我們必須為治理氣候變化採取更有力的措施。」

  其次,政府可採取有效行動來強調氣候變化風險的重要性,以提高公眾對該風險的認知。例如,可參考世衛實時公開疫情,各國政府也應定期公開氣候變化所造成的破壞和代價,以及未來局勢將會如何進一步惡化的數據與信息。

  第三,政府可採取措施以糾正人們的現時偏好。各國政府現在採取積極行動來抗擊疫情的好處是顯而易見。在治理氣候變化上,各國也需要想辦法提高公眾的危機和憂患意識,讓大家認識到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已經迫在眉睫,必須馬上採取挽救行動。

  最後,氣候變化造成的代價不一定要完全內生化,才會讓各國採取有效行動。其實,每個國家都可以從對自身的影響中深切體會到氣候變化帶來的巨大損失,從而積極行動起來。比如,內地最先爆發疫情,中國同時也是碳排放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這為中國在全球治理氣候變化方面發揮領導作用創造了契機。通過這樣做,中國也可以在降低未來出現傳染病爆發的風險。

  註:原文刊載於《新加坡今日報》,有刪節

  作者分別為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學部高級講師、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學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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