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九十年代，居屋麗晶花園居民反對住區附近興建「九龍灣健康中心」設愛滋病治療部門，持續抗議多年。2009年，為青少年提供更生教育的正生書院，因校舍破落，計劃遷至梅窩，引起居民激烈反對。2016年，專門服務有特別學習需要學生的「群育學校」大嶼山東灣莫羅瑞華學校擬遷往屯門，遭鄰近中學校長反對，指該校學生「存在較大機會與社區內不良分子、黑社會結聚的可能」。這些鄰避效應的例子在香港屢見不鮮，還有越演越烈之勢，經歷2019區議會選舉，亂港派全面攻佔區議會，社區鄰避效應還有結合暴力之勢。

　　香港經歷大半年暴力社運，建立起社區為本的匿名通訊工具，鄰避效應結合暴力抗爭的趨勢將對香港社會帶來不可磨滅的苦難開端。鄰避效應（英語：not in my back yard，簡寫是Nimby，意指「不要在我家的後院」），原意是住區居民抗拒不受歡迎設施設置在自己住區附近興建，例如焚化爐、堆填區等等厭惡設施，在香港，近年就連公屋學校都反對興建。

　　設隔離營無可避免

　　面對疫情嚴峻，特區政府急謀對策，其中設置隔離中心有助社區控制病毒傳播，但房委會轄下的粉嶺未入伙暉明邨計劃作隔離中心，即遭縱火破壞，區議員未見對暴力破壞說不。最新的例子是美孚文物館旅舍，居民未有申請發起集會抗議，警方拘捕多人，包括屬公民黨的區議會副主席伍月蘭。

　　先別討論文物館旅舍與美孚新邨相距猶如中環與金鐘之遙，公民黨不就是以捍衛公義法治自居的嗎？該黨區會副主席參與未經批准的集會，何以該黨連半聲也不批評，反倒默認民粹暴力化的社區鄰避效應？香港的法治建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並不是持有自以為對的意見，就可以超越法規要求，還直接助長暴力縱火等極端行為，那豈不是破壞法治基石？

　　當武漢花幾天就建成火神山醫院，逾千病床應對疫情。如果武漢肺炎在香港社區爆發，鄰避效應加上暴力事件，病人只有家居隔離，病毒反而隨處飄盪，人人都必自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