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雪洗國恥，是彪炳中華民族史冊的空前壯舉。

　　在香港回歸的坎坷路上，陳佐洱是接力的最後一棒。他時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站在中英交鋒的最前沿。他知性儒雅卻又堅如磐石，成為英方「最頭疼，也是達成協議最多的對手」（英國貿易投資及外交事務國務大臣伊恩．麥卡特尼語）。

　　陳佐洱出身書香門第，從小鍾愛文學。然而，歷史的選擇，使一介書生步入政壇，時代風雲把他推到一個民族歷史大事件中。他不辱使命，殫精竭慮，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華，最充沛的精力獻給祖國和人民。

　　他的文學才華沒有因此被埋沒，反而在外交歷練中，在這場雪洗國恥的世紀交鋒中獲得昇華。長篇紀實文學《交接香港》就是他的力作。這是他在中英談判最後1208天的真實記錄。

　　《我的港澳情懷》則是他的另一部文集，正像書的副題「走過的路和思考」，重點是他在從事港澳工作，踐行「一國兩制」中的經歷和思考，極富理性和智慧，發人深思。

　　近數月來，香港的激進暴力犯罪活動不斷升級，持續的亂局讓人揪心。這個時候讀這兩部著作，我每每陷入沉思。

　　香港回歸以後，取得了抵禦亞洲金融危機、「非典」疫情、國際金融危機衝擊等一系列成就。祖國對香港的照顧，讓內地人都很羨慕：供港的能源天然氣從不間斷；環保的蔬菜、鮮活產品，每天三趟快車運往香港；長期缺水的香港，用上源源不斷的東江水，為了保證供水質量，東江沿岸幾十年都保持優質的自然生態……

　　香港獨享如此超級待遇，為什麼還接連發生暴亂？有人說，香港人有怨氣，房價高，住不起房子，工作不好找，兩極分化，矛盾激化……在我看來，這只是部分原因，並不是根本原因。香港知道亂局的真相是什麼？

　　英國人埋下香港亂局的伏筆

　　《交接香港》披露，有位港英前高官後來告訴陳佐洱，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伊始，就在港英政府內部做了一個「嚴肅的形勢報告」，斷言北京政權不到1997年就會像歐洲的蘇聯、東德和波蘭那樣垮台，以此動員政務官、公務員跟他一起「握爛牌」，打亂仗，放棄中英已經達成的所有協議、諒解的束縛，撈回10年前英國在談判桌上想得到卻沒能得到的東西。

　　於是英國人明裏暗裏部署勢力，處處「埋釘子」，「使絆子」，製造麻煩。如他們秘密給22.5萬香港各界精英人士及其家庭成員一個密碼，這些人隨時隨地可以在任何一個英國使領館取得英國本土公民護照；趕在香港回歸前通過「人權法案」，把兩個連在英國都未完全適用的國際人權公約用於香港，企圖凌駕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之上；改變多年來的「行政主導」政制，迅速提高立法機構的地位和權力；突然「慷慨」，大筆花錢，讓未來的特區政府留下大批債務……

　　這一切的要害就是：撈回談判桌上想得到卻沒能得到的東西。陳佐洱和他的團隊在中央直接領導下，同他們針鋒相對，寸土必爭，連一個「和」、「參照」這樣的漢字和英文單詞，也反覆推敲較量，強硬務實又機智靈活，讓英方在談判桌上沒能撈到便宜。

　　陳佐洱在談到2017年香港特區第一次行政長官普選所發生的激烈爭論時，就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場爭論，「實際上反映了中國香港內外各種政治勢力力求維護或奪取2017年後香港管治權的較量」，「關乎中國香港的管治權將落在哪種政治勢力手中」。因此，可以預見，當年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英方想做但沒能做到的以主權換治權的鬼把戲，還會以不同形式出現。

　　今天香港的亂象當然有民生問題等諸多複雜的原因，但究其實質，正是「港獨」分子同各種內外反華勢力相勾結，同我們爭奪香港管治權的較量還沒有結束。

　　這些反華勢力精心策劃，把民生怨氣引向暴力，製造混亂，走上恐怖主義邪路，最終目的是什麼？只要看看他們的「五大訴求」就明白，前四條只是鋪路，第五條才圖窮見匕首：「解散立法會，立即實行『雙真普選』」，讓特區政府下台，奪取香港管治權，這就是他們的最終目的，這才是今天香港亂局的真相。

　　以歷史的眼光看，今天的「港獨」思想，同英國管治香港時的殖民教育是有淵源關係的。今天的「港獨」組織「香港人優先」，前身是「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他們到中聯辦門前喊的口號是「《南京條約》萬歲」「感謝英國」「中國人滾回中國去」，打的標語牌是「香港的唯一出路是『獨立建國』」，在Facebook網上稱中國為「支那」（《我的港澳情懷》）。所以陳佐洱在書中說，「港獨」分子背景複雜，不能等閒視之。

　　書中寫到一件事，令人動容。陳佐洱離開香港13年後，應邀赴港出席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活動，在下榻的酒店門前，遇到一位為他開車門的制服男士，他「禮貌地直視着問我：您是陳先生嗎？10多年前我在九龍的麗晶酒店服務，也為您開過車門……」時隔多年還記得為這位中方代表開過車門，這讓陳佐洱受到感動。在他們一行離店的前一日上午，「我和我的同事們走出酒店大門，正在候車，看見他疾步朝我走來。『陳先生，明天我沒有班，不能送行。』他有些靦腆地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張酒店的硬紙便箋，遞給我說：這個給你留作紀念！我接過來細看，是五行端正的豎寫字：『陳先生留念：長江後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酒店員工梁國鴻劣筆』。我周身熱血湧動，緊握他的手。離開香港已13年，離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也已整三年，居然還有一位香港的普通市民朋友關注我的行蹤，因為長江後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這兩句話，是我2008年3月5日最後一次以國務辦常務副主任的身份出席『兩會』，在人民大會堂回答記者時說的，被當時的媒體廣泛報道。我欽佩梁先生的記憶，他當時一定讀了報紙，所以今天把這兩句話作為主旨，抄錄並加上引號回贈給我。我感謝梁先生的關愛，他是在表示對我的認同，肯定，嘉許？抑或大而廣之，對香港、對國家輝煌前程的讚美？我把梁先生用透明塑料紙仔細包裝的這張墨寶貼胸放入襯衫口袋裏。在我後半生的諸多體驗中，它真比一枚紫荊勳章還珍貴」。

　　挑戰主權底線不會有好結果

　　陳佐洱書中這些深情的記敘，勾起了我少年時代的一段記憶。我曾是香港一名小學生，參加過當年全港愛國學校師生慰問解放軍的義賣活動。那幾天，我們大清早出發，背着學校為我們準備好的一袋袋手紮各色紙花，三五成群，沿街義賣。我和同學們從跑馬地乘叮叮噹噹的電車，經灣仔、銅鑼灣、北角到筲箕灣，然後再向西，到中環、上環、西營盤。我們逢站下車，見酒樓茶肆便進，給人遞上一朵小紙花，說是慰問解放軍義賣，他們都會微笑着往我們錢箱裏塞錢。在小學生的心裏，大概都認為在那裏飲茶吃飯的大人總是有零錢的，所以只專心進出酒樓茶肆。有天下午天近黑，我們在灣仔軒尼詩道，剛從酒樓裏出來，被一聲「讀冊仔（閩語，意指學生）！」喊住，一位門外路邊攤主老伯，捧出一把硬幣，這可能是他一天的收入，嘩啦啦地投進我們的錢箱，然後望着我們笑笑，一句話也沒說。我們連聲道謝。

　　幾天裏，我們從早到晚，走遍港島鬧市，送出一朵朵小花，沒有一次被拒絕，沒有一次遭冷眼。如今想起來，那一張張親切的面孔已經模糊，但心裏還覺得溫暖。

　　我懷念記憶中的香港！

　　香港的亂局不會無盡頭的。想想當年，戴卓爾夫人帶來三個由英國繼續管治香港的方案，小平同志都頂了回去，說主權問題沒什麼可談的，要談就談香港以後怎麼安排，談「一國兩制」，你接受我們就談下去，否則我們就要改變解決香港問題的時間和辦法。主權就是底線，當年「鐵娘子」就在這條線上敗下陣來，今天誰想挑戰「一國兩制」，踩上這條底線，都不會有好結果。

　　陳佐洱書中有一段深刻的論述，他認為，我們看當前香港問題，要有歷史縱深感。把香港問題放在國際和國內兩個大局中統籌謀劃，是我黨歷代領袖的重要方法論，體現了高度成熟的政治智慧和開拓創新的實踐方法，歷史證明是完全正確的。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與鄧小平同志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五十年不變治港目標高度脗合，兩個目標聯繫在一起，預示着「一國兩制」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我們對此要有戰略定力。時間是最後的贏家。 （文章有刪節）

　　原福建省社科聯黨組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