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對紅色常有一些感慨。

　　6月1日，台灣「總統府」前面的凱達格蘭大道，高雄市長韓國瑜為總統選舉造勢，號稱30萬人冒雨出席，「韓國瑜凍蒜」的歡呼聲響徹黑雲，韓粉身穿紅衫，宛如一片紅海淹沒凱道。6月8日，在總人口33萬的花蓮市繼續再一場造勢，創造出超過10萬人紅潮的「後山奇跡」。

　　6月2日，在主教練高普率領下，利物浦取得隊史第6個歐聯冠軍寶座，經14年等待，攜同歐聯獎杯返回利物浦市，一場勝利大巡遊，75萬名身穿紅衣的利物浦「紅軍」球迷走上街助興，全城一片狂歡「紅海」。

　　紅衫紅潮，紅軍紅海。紅色，是可見光譜中長波末端的顏色，波長約為625到740納米，是光的三原色和心理原色之一。紅色意味着吉祥、喜慶、熱烈、激情、革命。在動物王國，紅色常代表性趣和能力。在影視劇裏，要表現一個女性妖嬈，就會讓她穿上一身紅色。不少研究發現，穿紅色衣服的侍女，往往可以從男性顧客那裏得到更多小費；穿紅色T恤也可提升女性旅行者搭到便車的機率。

　　香港電影《姨媽的後現代生活》裏，斯琴高娃飾演的姨媽，與周潤發飾演的相好，約會時拿出她壓箱底的「戰衣」，那件紅色手工針織泳衣，入水後竟然褪色，還以為來了例假。穿紅衣的功效真有如神助？難怪有心理學家說：「人類對紅色的認知是在許多重要的事件和體驗中逐步進化的。紅色代表成熟的水果、憤怒的臉龐、挑逗的異性。」

　　在香港，有紅色假期、紅色小巴、紅色帆船……但我不明白，香港人為什麼對紅色總是有一種恐懼感。6月5日，身穿黑衣的近千名法律界人士，由中環終審法院靜默遊行到政府總部，抗議政府修訂《逃犯條例》，抗議中共「紅色恐怖」，（見6月7日姜維平的「讀報點評」）。記得2012年8月，香港反對國民教育團體數十名成員，以紅色紗布蒙着眼睛遊行，寓意學生拒絕被「染紅洗腦」的國民教育蒙蔽。

　　為什麼稱「紅色恐怖」？為什麼用紅紗布蒙眼？香港一些政客總會似是而非地提出一些看法誘導港人，其中手法之一便是濫用「可能」（下文出現的「可能」所用的引號，由筆者所加），令紅色成為一種恐怖色。讀6月4日某報A9版的廣告，署名「一群香港人」，廣告文字稱：「毋忘六四30周年。《逃犯條例》修訂一旦通過，這次『可能』是你最後一次公開悼念六四。六月九日站出來」。毫無事實依據，只需加上「可能」，就什麼判斷都可以作出了。按此邏輯，我是不是可以說，這是「一群『可能』殺過人的香港人」呢？

　　讀6月8日某報A12版，報道稱在觀塘和樂邨公眾地方有人張貼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海報，宣稱如果修訂通過，外資「可能」會撤走，多國正考慮取消對香港的免簽證，旅行濕滯，日本「可能」取消免簽證。問日本駐港總領事館的一位領事是否有這「可能」，他回應說「從未聽說有這『可能』」。

　　香港某家網絡媒體6月8日稱，6月7日中午，「中大反送中關注組」及「香港大學反送中關注組」帶備宣傳單張及旗幟到港鐵中環站外開設街站，向途人講解反修例理由。中大關注組成員羅同學說，關注組擔心這次「可能」是香港最後一次大型遊行示威，「所謂兩邊（指內地與香港）都有的法例才會動用這條條例，那麼如果香港修訂了一條顛覆國家罪名，香港審完，在香港不入罪，帶你上大陸再審，審至入罪為止，屆時舉辦遊行也『可能』犯法，今次『可能』是最後一次遊行而不會被拘捕。」羅同學呼籲香港人站出來，出席今次遊行反修例。這裏，他多次用的是「可能」。

　　香港另一家網絡媒體那篇《「逃犯條例」塗上的紅色敏感帶》稱，「7月一旦通過《逃犯條例》，香港『可能』重回1974年ICAC成立那樣『一夜變天』，富豪漏夜倉皇離港，過客如文人、外國政客不願入境……香港往後『可能』變成政治的紅色敏感地帶，過客也要止步」。

　　「可能變成紅色敏感地帶」。可見，所有的揣測、估量，所有的推度、臆想，都是以絲毫沒有根據的「可能」為前提的。幾十年了，我都習慣穿黑衣黑褲，看到那天千名法律界人士「黑衣」靜默遊行，抗議中共「紅色」恐怖。不是說香港法律界人士不會為政治選邊站的嗎？「可能」是因為他們都被黑色浸淫。黑色，渲染死亡和恐怖氣氛，代表隱蔽、邪惡，是哀悼的顏色。我在想，以後我的衣服顏色，也「可能」換換顏色，由黑變紅。 《亞洲週刊》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