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國家「天網2018」去年在110多個國家和地區反腐敗追逃追贓，共追回1335名外逃犯，其中有307名職務犯罪人員，更有5名是「百名紅通人員」，追贓金額達35.41億元人民幣；可惜，當中沒有任何一個是由香港移交的貪犯！早於2016年內地《環球時報》指由於與香港沒有遣返協議，而國家與北美、歐洲等國都有引渡合作，故內地嫌犯一旦逃到香港，比逃到西方國家更難被帶回內地歸案，香港已成為內地犯罪分子的避難所。據公安部前高層今年稱，由內地逃至香港重犯逾300人。另一方面，依據粵港兩地警務合作機制，自2000年以來，單是廣東公安機關已向香港警方移交港人通緝犯共184名。兩地移逃數字有天壤之別，這與司法互助的對等原則明顯偏離，為什麼香港從未向內地移交疑犯呢？因為香港欠缺了與內地移交逃犯的相關法例。

　　妖魔化意圖激化矛盾

　　當下，一名香港男子去年在台灣涉嫌謀殺同行女友後回港，也由於港台兩地無司法互助協議，香港不能按台灣請求移交疑犯。基於相關法律的缺失，保安局於2019年2月15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修改《逃犯條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法例，以容許政府用個案方式處理內地及台灣等地提出的移逃要求。在20天諮詢期內，政府收到3000份支持修例的意見書，認為修例符合公義、不希望香港讓逃犯逃避法律責任、要確保市民不會受到逃犯帶來的威脅；反對的只有1400份。可見，今次修訂順應民意！而為了照顧其中的憂慮，特區政府於3月29日條例草案刊憲時，從46項建議引渡罪行中剔除最具爭議性的9項，包括涉及非法使用電腦、環境污染或保障公共健康、保護知識產權、版權、專利或商標等罪行，並取消引渡刑期少於三年的罪行。香港總商會等商界對此表示歡迎。

　　反對派無視修例的合理性，故伎重施將是次修訂政治化和「妖魔化」；「民陣」於4月28日舉行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遊行，將警方公布高峰時二萬三千人參與，誇大為有十三萬人參與遊行，妄圖迫使政府如當年23條立法般收回條例，這會成事實嗎？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於4月4日回應稱，台灣和大陸在法律上是敵對的，兩地政府都能達成移逃協議，不理解為何香港不可與內地達成相關協議？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亦曾表示移交逃犯有多重把關，由香港以外地方向港府提出移交逃犯申請後，律政司先要研究申請方提交的資料，再交由行政長官決定是否啟動程序，其後須向法庭陳述理據，其間涉事人有權在法庭提出主張及聘用律師，法庭於聽取雙方陳詞才作出命令；過去亦有移逃個案是被香港法庭裁定不能移交。故此，反對派質疑修例後對疑犯人權保障不足是不存在的。

　　再者是次修例，政府已參考國際移交逃犯做法，在法例明確雙方都構成刑事個案才會作出移交，引渡機制不適用於政治、種族、宗教等案件；若只是無心之失的商業行為，不會被移交。為進一步保障相關疑犯的個人權利，條文不單保留現有法例的所有權利，還明示在與另一地簽訂個案移交協議時可額外加保障。這些保障包括在移逃之後，只可根據協議提及的控罪作出檢控，不能再附加其他檢控；不容許同一宗案件進行兩次審訊，也不容許在缺席情況下被審訊，可能被判死刑的疑犯更不會被移交。可惜，不少被哄騙上街遊行的親黃人士，連修例的基本內容也不清楚；政府會屈從這些民粹的意見嗎？

　　英美反修例居心叵測

　　最令人不明所以的是，有與內地簽定移逃條例的國家高調地反對香港修例。在全球一體化和國家走向國際的大趨勢下，中國已與55個地方簽訂引渡協議，並與64個地方達成刑事事宜司法合作。而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於5月2日在香港外國記者會午餐會演講時，指出英、美已分別與108個和110個國家或地區簽訂移交逃犯的長期協議，包括孟加拉、古巴、伊朗、墨西哥等「人權紀錄惡劣」的國家。試問美英等不涉事國為何要高調地反對香港的修例呢？當中是否有不可告人之密？

　　在道理不足的情況，某立法會議員濫用主持權力，加上議會內多名反對派有意拖延，立法會修訂《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經4小時的會議，仍未選出法案委員會的正副主席。這不單在港是史無前例的，相信也是國際議會歷史的新笑點。再者，現時香港只和20個國家地區簽定移逃協議，再不盡早修例容許以個案形式移交逃犯，這將嚴重影響香港良好司法的國際形象。那些反修例的議員是想方便重犯潛居在港嗎？這對香港普羅大眾有何益呢？

　　教聯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