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爆發非法「佔中」，警方事後拘捕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等9人，起訴各人多項串謀公眾妨擾罪、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罪、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罪名。案件在去年12月審結，押後至昨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宣判，法官裁定9名被告人大部分控罪罪名成立，昨午開始聽取各被告求情，各人獲准保釋候判。

　　戴耀廷在法官宣判前夕還發表嚇人的言論，聲稱未來都會努力為香港爭取民主、推動社會民主雲雲；又期望判決能刺激公眾反思運動的意思，吸引更多人於11月區議會選舉中投票。

　　戴耀廷發動「佔中」亂事，硬說為「公民抗命」固然可恥，而被起訴後仍發表會堅持「搞事」的言論，更是不知悔改，實甚可悲。其實，非法「佔中」的性質根本就是一場破壞社會安寧、打擊法治精神、衝擊經濟民生的違法事件，與崇高的「公民抗命」精神完全沾不上丁點的關係。

　　「公民抗命」的概念由美國民權思想家梭羅在19世紀提出。「公民抗命」的精神是運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拒絕遵從一些不當、不公及不義的法律或政府政令，從而迫使政府修訂或廢除有關法例，使法律能彰顯公義。印度聖雄甘地帶領的非暴力印度獨立運動，便是「公民抗命」的典範。美國學者約翰．羅爾斯將「公民抗命」概念進一步發揚，他認為「公民抗命」是指「公開的、非暴力的，及建基於良心及追求公義的行為，是維護社會大多數人士的正義和公義原則的行動，但要服從司法制度的後果」。

　　實踐「公民抗命」者會以和平手段故意違反法律，並自願接受法律制裁，以表達一些法律條文的不公義，從而爭取公眾關注及支持，使政府修改相關不公義法律條文，追求心目中的社會公義。

　　但戴耀廷等9人在2014年發起「佔中」，叫出「公民抗命」的口號，哄騙一些無知的市民參與非法堵塞金鐘道路的行動，之後這股「堵塞」歪風更蔓延至銅鑼灣、旺角等區，對經濟民生造成了極為負面的影響。本文嘗試借用「公民抗命」的三項標準，指出「佔中」根本就不是一場「公民抗命」的運動。

　　絕非「公民抗命」可掩飾

　　「公民抗命」的第一項標準是和平抗爭。在79天的「佔中」過程中，參與者發動的暴力事件，真是不勝枚舉。10月14日晚警方清理金鐘「佔領區」障礙物時，逾千名示威者突然堵塞金鐘龍和道，警方拘捕了45名涉嫌非法集結、阻差辦公的示威者；10月17日清晨，警方清除旺角「佔領區」路障及帳篷，並驅散附近人群，大批示威者「佔領」多條街道，其間與警方發生激烈衝突；11月30日晚至12月1日凌晨，「雙學」在30日晚上9時在金鐘「佔領區」宣布行動升級並圍堵政府總部，大批示威者突破警方防線佔據全條龍和道，警察使用催淚水劑及發射水炮驅散，多名示威者及警員受傷。「佔中」期間，暴力事件不斷爆發，令市民清清楚楚地認識到「佔中」不但不是一場「和平」抗爭，相反它只不過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暴力運動。

　　「公民抗命」的第二項標準是發起者與參與者都有崇高的道德情操。「佔中」發起者在煽動市民參與時，強調行動不合法，並須絕對非暴力。參與「公民抗命」的人因公義目的而甘心接受懲處，將會對社會產生道德感召力，帶動整個社會不同階層人士反思香港的未來。但9位發起人在法庭上表現如何？他們不甘心接受法律的懲處，他們違背承諾，企圖逃避刑責、出爾反爾，何來崇高的道德情操？

　　「公民抗命」的第三項標準是服從司法制度，接受追究刑事責任。「佔中9人」被控多項串謀公眾妨擾罪、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罪、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罪名。在審訊過程中9人全部否認控罪，其中一位被告鍾耀華更反問：「（我們）何罪之有呢？」黃浩銘則謂：「『雨傘運動』無罪」。真正相信「公民抗命」者（如甘地）理應是自願及主動接受法律制裁。「佔中9人」在審訊過程中全不認罪，令人認識到「佔中」實在不可稱為「公民抗命」。

　　9人煽動香港年輕一代參與非法「佔中」，令社會日益撕裂，遺禍深遠餘痛未止，衍生出一批「港獨」暴力組織。「佔中」只是一場披着「公民抗命」外衣，實質上只是一場違法搗亂社會秩序的動亂。這9人到底有什麼企圖，只有他們自己才知曉。期望終有一天，他們能深切反思自己在「佔中」所犯之過錯，向全港市民道歉認錯，堂堂正正地當一個有良知的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