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面對中國逐漸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必然會產生戒心和恐懼感，因而會不惜一切，力圖妨礙、干擾中國的前進步伐，甚至採取圍堵、封鎖策略，遏制中國崛起。

　　面對美國遏制，以及外部環境已浮現各種不利中國和平發展的因素，國家主席習近平展示了中國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的決心，並在會見港澳各界參加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活動代表團時表示，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香港、澳門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獨特優勢，仍然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這番話顯然具有針對性和深刻意義。

　　港澳發揮獨特緩衝作用

　　不管任何形式的圍堵與遏制手段，中國固然不求誰、不怕誰，但在「一國兩制」下鞏固和強化港澳作為國家對外聯通的特殊管道、形成一個在必要時可發揮獨特緩衝作用，免受封鎖的戰略要地，以及配合國家在國際局勢緊張情況下仍保留較大的迴旋空間，助力國家全面開放和深化改革，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更加順利地推進，是有必要的。

　　筆者因此建議：一、以國家長遠利益出發和全球戰略眼光，創設更有利條件提升「一國兩制」的實踐韌性。

　　中共十九大提出堅持「一國兩制」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十四條基本方略之一，對此，中央自有推進、落實「一國兩制」的目標、要求與底線，不會害怕外國或反對勢力的脅迫、說三道四。但是，把「一國」與「兩制」的關係、「兩制」之間的關係，調校至更有利於爭取國際社會更廣泛地認同「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助力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爭取更大主動權，無疑將更有利於國家的長遠利益。何況「一國兩制」的實踐尚要考慮對台灣的垂範作用。

　　從歷史上看，1949年解放軍以擁有百萬雄師過大江和敢於在長江炮打英國軍艦「紫石英」號及擊退後續增援艦隻的雷霆萬鈞之勢，要是繼續揮軍南下收回港澳，應不成問題。然而，當年中共中央發布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便已指明凡問題尚未研究清楚或解決的時機尚未成熟者，不可急於去解決，因而解放軍便勒馬不進港澳。

　　澳門「一二三」事件爆發後，澳葡政府曾計劃主動讓中國收回澳門，但當時中央並沒有收回。1975年毛澤東曾在一次談話中提到跟葡萄牙建交，就有澳門問題，收回澳門就會影響香港。這都顯示了改革開放前，中央有能力，但基於更重大的戰略考慮，暫不收回港澳，從而讓港澳的原有制度丶生活方式丶自由港地位丶投資環境得以維持，並讓港澳與國際的聯繫管道不會因「冷戰」而受影響。

　　改革開放後，國家整體面貌煥然一新，中央明確提出收回港澳的時間表，無疑是條件更加成熟，在時機上更加適切。基於「一國兩制」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針的延伸與昇華，在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同時，繼續維持港澳原有制度不變，是當中重要的內涵，是新時代助力國家更好發展的重要手段。值得指出的是，外國、港澳確實存在妄圖干擾、破壞「一國兩制」實踐的力量，對此必須予以還擊。但是防止港澳出現過激的言論和手法，也是值得思考的。

　　較早前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發表報告，以「兩制」漸失為由，建議美國商務部檢視會否繼續把香港與內地視為兩個不同關稅區，儘管這尚不代表美國官方正式立場，然而將來一旦香港被視為內地一個普遍城市，對香港本身、對「一國兩制」實施和國家的長遠利益都會帶來嚴重負面影響，何況美國開了頭，港澳參與國際組織的正式身份也許會出現骨牌效應。權衡利害，總攬全局，建議繼續解放思想，在「一國」前提下更具創造性地進行「兩制」建設，並以適切的靈活度處理有關「兩制」的爭議問題，有理、有利、有節地應對一切挑戰。

　　放寬港澳限制助融入大灣區

　　二、透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讓港澳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同時，大灣區亦應充分發揮「兩制」互補優勢，借力港澳增強大灣區法制建設與國際化程度，使之成為高水平參與國際經濟合作新平台。

　　為配合國家建設大灣區的戰略目標，有需要將大灣區打造成知識產權高地和全球保障公民基本權利、自由最優越的地區之一。至於在支持港澳融入大灣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涉及多方面工作，其中可考慮：（1）現時只有符合特定條件才可申辦「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的政策，應調整為基本上只要具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的港澳居民均可申領。當年第一批回鄉證發放的時候，亦沒有對港澳居民設置諸多限制，回歸後應為港澳居民在內地工作、居住提供更便捷條件。（2）放寬港澳私家車進入大灣區和往來港珠澳大橋的規限，提供出行方便，可成為港居民更主動地走進大灣區的重要動力和誘因。

　　廣東省領導曾表示港澳沒有多少車，讓車都開到廣東也沒所謂。為此，即使不能一步到位，可先讓在大灣區已置有物業且已超過一定年期居民，或者在建制上與內地有特定聯繫的人士，例如省級政協委員等先行獲發兩地車牌，然後有計劃地逐步擴大範圍，直至覆蓋所有港澳居民。

　　總之，為進一步發揮港澳獨特作用，更好配合國家戰略實施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讓港澳「一國兩制」實踐對台產生更正面作用，有必要從兩方面着手。其一港澳必須煉好內功，充分利用「一國兩制」制度優勢，準確把握好國家發展大勢。另外，有待中央因應新征程而給予港澳更適切的政策支撐。

澳門社會發展研究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