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圖：抗戰期間，香港成為運送援華物資的轉運站。圖為香港的碼頭。右圖：在香港淪陷前，中環皇后大廈前一名女學生賣花籌款救助逃到香港的難民。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這場持續14年的血火淬煉中，有一座「東方之珠」始終與祖國同頻共振，有一群熱血兒女用生命與熱血鑄就了不朽的抗戰豐碑。香港的抗戰，是中國的抗戰；香港的記憶，是人類的共同記憶。

　　2025年9月3日，當我們在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的莊嚴時刻回望香港──這座城市用資金、物資、人力乃至鮮血，書寫了一部「小城大義」的抗戰史詩；用國際視角下的戰略貢獻，證明了自己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不可或缺的一環。

　　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東方支點」

　　香港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意義。英國戰時內閣文件明確指出：「香港是遠東地區的重要戰略支點，其存在與否直接影響盟軍在東南亞的補給線與情報網絡。」香港民眾的全民抗戰行動，不僅是中國抗戰的重要組成部分，更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獨特貢獻，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與讚譽。

　　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文件顯示，1941年香港淪陷前，香港的港口與鐵路系統承擔了「盟軍援華物資的70%中轉任務。」美國戰略情報局（OSS）1943年的評估報告指出：「香港的地下情報網絡（以東江縱隊為主）提供的日軍動向情報，多次幫助盟軍規避重大損失，其價值相當於一個前線情報站。」

　　全面抗戰初期，中國大陸沿海港口（如上海、廣州）相繼被日軍封鎖，香港卻因英國殖民管治下的特殊地位，成為國際援華物資輸入與中國戰略物資輸出的「唯一通道」。這裏的每一列火車、每一艘貨輪、每一條山徑，都承載着「絕不斷供」的信念。

　　1938年2月至10月，九廣鐵路的鐵軌上，軍用物資列車日夜不息──13萬噸物資從這裏駛向抗日前線，其中包括7.2厘米口徑迫擊炮、馬克沁重機槍、步槍、子彈、飛機零件。與此同時，宋慶齡創立的「保衛中國同盟」像一座「橋樑」，連接着國際友人的善意與敵後戰場的急需。1939年，該同盟通過國際募捐，募集到青黴素等稀缺藥品50噸、手術器械3萬套。這些救命物資經東江縱隊交通線，穿越日軍封鎖線，送抵延安及華北抗日根據地。一位八路軍老戰士曾回憶：「那時傷口感染就是死刑，有了這些青黴素，多少戰友從鬼門關爬了回來。」

　　各界籌款支援 中轉海外捐款

　　全面抗戰爆發後，香港迅速成為海外華人支援祖國的「資金中轉心臟」。這裏的每一間商舖、每一所學校、每一條街巷，都湧動着「有錢出錢」的熱血──不是簡單的募捐，而是一場全民參與的「生命接力」。

　　「七七事變」後，香港街頭湧現出數十個以援戰為宗旨的社會團體：香港學生賑濟會的少年們舉着「一文錢也是力量」的標語牌，穿梭於中環的茶樓酒肆；香港婦女慰勞會的姐妹們連夜趕製棉衣，將售衣所得悉數捐給前線；香港中華總商會救亡分會的商人們則聚集在會議室裏，一筆筆核對匯款單據……

　　1940年，香港「廣東救濟會」聯合工商界開展「義賣救國」，3天內，從先施百貨的櫥窗到街邊小販的推車，所有商品均以成本價或無償方式義賣，最終籌得港幣50餘萬元，專項用於援助廣東敵後抗日游擊隊。

　　作為全球華人聚居地，香港是海外捐款的中轉樞紐：1937-1941年間，通過「華僑捐款匯轉處」，香港僑商累計匯款超港幣5000萬元。其中，南洋華僑在港設立的「僑胞救國聯合總會」組織僑商每月固定捐款港幣20萬元，如同「按月寄往家鄉的家用」。

　　香港是抗戰時期的「文化燈塔」，這裏的報紙、書籍、電影、戲劇，如同星星之火，點燃了民眾的抗爭熱情，凝聚了「中國不會亡」的信念。

　　20歲女情報員寧死不屈

　　抗戰期間，香港出版《大公報》《華商報》《星島日報》等數十種抗日報刊，日均發行量超10萬份。出版界印刷《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書籍50餘萬冊，通過秘密渠道送抵內地，成為民眾抗戰的「思想武器」。電影界拍攝《保衛中國同盟》《八百壯士》《孤島天堂》等20餘部抗日影片。戲劇界組建「抗日救亡劇社」，在街頭、學校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等劇目。一位老觀眾回憶：「那些戲演完，街上全是報名參軍的小伙子。」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但侵略者的鐵蹄並未嚇倒香港兒女──以港九大隊為代表的抗日武裝，在日軍統治下堅持戰鬥，用鮮血詮釋了「最後一顆子彈留給自己」的決絕。

　　據史料記載，港九大隊在抗戰期間共犧牲200餘名隊員。1942年，短槍隊隊長吳振聲（旺角青年）率隊偷襲日軍元洲仔哨所，為掩護隊員撤退，他獨自吸引火力，身中數彈犧牲，年僅24歲。整理遺物時，戰友們發現他的口袋裏只有一張照片：母親站在碼頭微笑。

　　1943年，海上中隊中隊長陳培（漁民出身）率隊在大鵬灣伏擊日軍運輸船，展開白刃戰。當隊友勸他撤退時，他說：「我是漁民的兒子，這片海是我的家！」他最終壯烈犧牲。

　　1944年，情報員李雁鳴在傳遞日軍「掃蕩」情報時被捕，日軍用燒紅的烙鐵烙她的手掌，用竹籤釘她的指甲，她咬碎牙關只說一句：「我不知道！」最終被活埋，年僅20歲。

　　而香港民眾的集體犧牲同樣慘烈：1942年「青山事件」中，日軍因懷疑青山村村民協助港九大隊，屠殺村民300餘人；1943年，日軍在新界大埔搜捕抗日志士，逮捕民眾500餘人，其中200餘人被殺害。不完全統計顯示，整個抗戰期間，香港籍人士在各類抗戰活動中犧牲的總人數超3000人──他們中有戰士、有情報員、有醫護，也有送情報的報童、藏傷員的房東、送糧的農婦……

　　3000餘名英烈的名字或許難以一一鐫刻，但他們用生命鑄就的精神豐碑，與《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法律文件共同構成歷史正義的基石；香港民眾的集體奉獻，與中國人民的14年抗戰、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並肩作戰，共同譜寫了人類追求和平與自由的壯麗篇章。

　　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世界記憶遺產」項目中強調的：「抗戰記憶屬於全人類，香港抗戰是其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今天的我們，更應銘記這份「香港不缺席」的歷史真相，傳承這份跨越國界、超越時空的抗戰精神──因為和平的曙光，從來都是由無數英雄的犧牲與全人類的團結共同點亮。

　　文：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