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數個慰安婦銅像曾被放在中環的行人天橋上。下圖：前高級警司何明新搜集香港慰安婦的歷史資料，向大公報記者展示他經常翻閱的相關資料書籍。\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香港也曾有慰安婦，她們向日本爭取道歉，但當年不獲港英政府支持，最後被迫放棄。」香港前高級警司何明新日前接受《大公報》專訪說道，他於上世紀70年代駐守灣仔，接觸過多位與香港慰安婦熟絡和經歷過那段慘痛日子的人，聽他們訴說觸目驚心的遭遇。

　　相較於內地、韓國等地區，香港慰安婦的情況缺乏研究、史料亦更為難尋。今年是抗戰勝利80周年，現又臨近8·14國際慰安婦紀念日，大公報記者翻閱相關書籍與報道，並訪問有關人士，希望年輕一代銘記抗戰歷史、珍惜和平建設未來。\大公報記者江凌風（文）、林良堅（圖）

　　1941年12月8日，日軍攻佔香港，港英政府僅抵抗18天便投降。香港自此淪陷於日軍的鐵蹄之下，他們以「軍紀整肅」為名，系統性建立「慰安制度」。

　　何明新在駐守跑馬地警署時，偶然得到一本養和醫院創辦人兼首任院長李樹芬的《香港外科醫生》回憶錄。據其記述，戰前港英政府副醫務總監華倫天醫生穿針引線，日本陸軍總醫官江口上校赴養和醫院會晤李樹芬，商討在香港籌設日軍「慰安區」的問題。江口對李樹芬表示：「我需要500名女子（娼妓），請教應該怎樣着手去尋求？」

　　索要500娼妓 四出姦淫擄掠

　　日軍公開索要500名娼妓，但實際上被禍害的婦女遠超500人，我們仍無法統計那些被他們強搶姦殺、直接脅迫致死的平民百姓。當時，灣仔駱克道一帶圈了長達800米的一大塊地段設為日軍「慰安區」，日軍聯同黑社會強行驅逐居住此地的百餘戶居民。

　　《戰時日軍在香港暴行》一書記錄：「醉了酒的日兵，到夜半就四出尋女人。他們到處敲門，門板被敲打得震天響，日兵又在門外異樣地怪叫着。婦女們躲在各處，日兵的電筒到處射，發現了立刻被拖出去侮辱。有幾個婦女說，她們不怕炸彈和機關槍，最怕是日兵的電筒和使人膽寒的敲門聲。」為自保，婦女剃髮着上男裝，臉上用墨或泥塗污躲避日軍。當時養和醫院收容了不少十餘歲至60歲左右的受害者，有些懷孕、有些流產，也有分娩的。

　　「『慰安婦』就是一套說辭，掩飾了日軍當時的逼迫手段，根本就是『性奴隸』。人們無法統計日佔時期香港具體有多少女性被強姦、被捉走。她們好像軍備物資一樣，被運來運去，即使僥倖存活，亦客死他鄉。」何明新說道。

　　廣設「慰安所」 不同名目掩飾

　　他解釋，日佔時期香港的「慰安所」，也被稱為「皇軍招待所」、「行樂所」、「日支館」、「軍之友社」、「千歲館」、「軍人俱樂部」或「舞妓館」。當時，本身是妓女的女性，被迫服務日軍，也有大批從中國內地運來的「慰安婦」。這些所謂「慰安所」的經營方式有四種，第一種是由日軍直接控制的；第二種是「外判」給韓國或台灣商人管理的；第三種則由黑社會或地下組織經營，實則亦是日軍在幕後操作；第四種是原本就存在的妓院，日軍承包下來繼續經營，強迫妓女提供服務。最初日本並不承認「慰安婦」、「慰安所」，企圖將問題歸咎於「私人經營」或「合法娼妓」的存在。

　　何明新說，他18歲時多在筲箕灣、灣仔工作，出入酒吧查牌時，無意中認識兩位「慰安婦」，她們本身從事性服務業，但她們表示，「自己都沒料到會被迫做這個……當時很多同伴被殺，被斬頭、被刺刀刺死，日軍很殘暴……」「能活下來就很好了。」何明新說，40年前社會保守，「我當時也不好多問，她們可能也不想多講。」

　　婦女遭戰敗日軍挾走 有去無回

　　何明新當水警時，聽當年的老船員說過，日軍戰後匆忙撤離，把慰安婦們捉上船，聲稱運回內地。「冇可能運得返！船未開到蒲台島就死了！想救都救唔到。」

　　何明新介紹，相較其他地區，香港仔沒有遭受日軍大規模施暴，盟軍轟炸香港，眾日本高官和法國傳教士逃往此地避難。他認識一位薄扶林村民，對方生前憶述：「日佔時期，他們招募工人做炮艇，五元軍票一天，薄扶林村好多人來做。當時這裏是碼頭，被日軍改名為『南了船塢』。」

　　蒲窩曾是舊香港仔警署，被日軍佔用作寫字樓；香港仔工業學校被佔領為水上飛機基地，附近設有船廠，方便高級軍官逃跑。「香港仔環山邊一帶，尤其是香港仔工業學校的山邊，當時坐落一排舊屋，街坊們說那邊都是『慰安所』，經常看見日軍出入，大部分『慰安婦』可能還是從廣州運過來的。」何明新表示，港英政府出於局勢考慮，「捂民眾的嘴」，封存罪證，時間推移，親歷者逝去，海洋被填為陸地，舊屋清拆，建成高樓大廈……所幸現在有部分文件得以公開，重見天日。

　　採訪當天下着雨，何明新帶領記者一行人從香港仔中心漫步至蒲窩青少年中心，即使撐傘，四面八方飄來的雨水亦打濕衣褲。三年零八個月，不僅是香港歷史中的一場持久暴雨，更是那些「慰安婦」窮極一生都無法放下的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