逾半世紀前我第一次走進《大公報》，情景至今歷歷在目。我到編輯部與同事們見面後，部門主管引領我上社長室，費彝民先生笑臉歡迎，嘉言勉勵，還準備了一幅仿毛澤東手書《婁山關》織繡送我。

　　我理解社長的美意。《婁山關》詞裏「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道出長征壯志。我經歷反英抗暴鬥爭，剛脫離囚禁，來到報館由基本學起。其實費社長是反英抗暴的重要角色；抗暴期間港英高官指報紙誹謗，向他提民事起訴，傳票送到費家。社長不屑一顧，都扔出去了。其實港英是託詞想接觸他打聽局勢，事情終於不了了之。

　　港英對《大公報》的威脅控告已非首次。一九五二年，《大公報》因轉載《人民日報》就「三一事件」譴責港英暴行的短評，受到刑事起訴。當時兼任外長的周恩來總理發聲明說「《大公報》是中國人民的報紙」，促使港英中止了迫令停刊半年的判決，十二天後便獲復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大公報》負責人胡政之由上海南來，告訴港館幾位領導，報社將明確站到人民立場上，擁護新中國。報社分布在全國的各分館裏面早就有進步力量，同事們心中有數。國共內戰後期，蔣介石節節敗退中，曾經派特務到報社拘捕記者。這既未能挽救國民黨政權免於垮台，也沒能阻止《大公報》向前邁進。

　　報紙是現代社會的產物。近代西風東漸，中國傳統社會受到外來衝擊，《大公報》於晚清創辦，最初在天津法國租界出版，有法文名L'Impartial；創辦人是滿族的英斂之，初心明顯為變革圖強，報紙早期「以敢言有聲於時」。

　　到民國時，軍閥混戰，黨派林立，商賈斂財，民智不高。胡政之、張季鸞、吳鼎昌合作接辦《大公報》，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方針。胡、張曾經留學日本，對日本侵華圖謀分析得精闢，一直主張國人團結，抗戰到底。西安事變時，蔣介石被扣，國民政府派飛機到西安上空散發《大公報》，借助當天社評督促解決事件。

　　《大公報》堅持不在日軍侵佔區出版，抗戰八年，報社一再搬遷，由天津、上海，至漢口、重慶、桂林，報社關一間、開一間，屢關屢設，包括1938年開設的香港館，1941年遷往桂林，到抗戰勝利後回港復刊。上世紀60年代我進港館時，前輩同事們來自五湖四海，是戰時在不同地方加入報社，轉到港工作的，普通話成為港館內的通用語言。

　　港版復刊後，持續報道本地和全國信息，迎接新中國成立。費彝民擔任社長，還是一位社會活動家。他廣泛交朋結友，聯繫各方，溝通中外，斡旋兩岸，穿針引線，為新中國效力。周恩來總理多次在北京接見他，交託工作。費社長是香港第一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鄧公提出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後，報社全力投入實現香港順利回歸和平穩過渡的工作。我國政府透過與英方談判，不動干戈，達至和平恢復行使主權。中英談判過程則艱巨曲折，英方極盡糾纏，談了22輪才達成《中英聯合聲明》。然後又有關於政制安排的多輪談判。談判閉門舉行，在會議室外，輿論較量一直十分激烈，談判進度取決於人心向背，談判代表經常把評論剪報帶到談判桌上。《大公報》等愛國報章為香港回歸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

　　25年前的七月一日零時，香港回歸祖國。我們早就為當天歷史性的連串活動做出謀劃，編輯部裏遍徵意見，由採訪部署、版面安排到標題取捨，都發動討論，集思廣益。頭版標題選定：「回歸了 開新篇」，是參考抗日戰爭勝利時《大公報》頭條「日本投降矣！」的風格；另有署名盛北星的特寫《餘暉盡矣》，則顯然參考了前輩朱啟平採訪「密蘇里號」艦上日本投降儀式的通訊《落日》。

　　《大公報》創刊至今120周年，是全球現存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報紙；出版以來，經歷了辛亥革命、國內革命、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新中國成立和建設發展、改革開放，以至香港回歸等重大里程，《大公報》緊貼歷史進程，在每個階段都作出積極貢獻，成就鐵鑄，不可磨滅。它沒停留在既有成績上，而是從頭作新的跨越。

　　每一時期的《大公報》都有別於前一階段，從內容、形式，到所採用的工具設施，今天的媒體大不同於晚清天津租界的報紙。《大公報》得以長久傳承，因為能夠與時俱進，不斷革新。悠久的經驗累積，成為後輩珍惜的寶庫；不朽的愛國聲譽，吸引一批又一批有志新聞工作者投身參與。周恩來總理曾對費彝民說，《大公報》一是愛國，二是為國家培養了人才。

　　1997年前，港英政府有御用的媒體作喉舌。香港回歸後，愛國報紙不再受官方打壓，但是本地傳媒生態在長時間裏沒有根本改變。如今我國進入了新時代，香港也落實國安法和「愛國者治港」原則，給愛國媒體的發展創造了新條件。雄關如鐵，跨越此正其時。

第七至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大公報》前總編輯、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前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