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圖：中國新聞史學界泰斗方漢奇接受《大公報》專訪時表示，《大公報》是中國近現代史的參與者、見證者和推動者，愛國情懷一以貫之，始終屹立於時代潮頭。\大公報記者蘇雨潤攝；右圖：方漢奇為《大公報》手書報名釋義─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大公報記者孫志攝

　　在《大公報》報慶123周年前夕，中國新聞史學界泰斗、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方漢奇接受《大公報》專訪時指出，《大公報》是中國報界的老壽星，歷經123年風雨，其貢獻不可磨滅，其貢獻與地位舉足輕重。從清末維新到抗日戰爭，再至新中國成立，並在香港復刊，《大公報》是中國近現代史的參與者、見證者和推動者，愛國情懷一以貫之，始終屹立於時代潮頭。

　　百年報業風雲激盪，抗戰歲月鑄就傳奇。今年正值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方漢奇在接受《大公報》專訪時回溯了《大公報》在那段動盪歲月中波瀾壯闊的歷史，盛讚其在國難當頭之際，勇擔時代使命，成為抗戰輿論的「中流砥柱」。抗戰時期的辦報實踐堪稱「報業史上的精神豐碑」。方老說，戰時物資極度匱乏，報社不得不使用粗糙的「土紙」印刷，即便在如此窘迫的條件下，《大公報》仍以「一日不輟」的堅守傳遞抗戰聲音。\大公報記者孫志、蘇雨潤 北京報道

　　抗戰這段歷史不僅是《大公報》逾百年報史上最可歌可泣的一頁，更讓其在蒙受巨大犧牲的淬煉中，確立了在中國近代史上無可替代的地位，她的貢獻不僅在中國本土，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都贏得了盛譽。

　　方漢奇告訴記者，創刊於天津的《大公報》在1936年創辦上海版，也完全出於抗戰需要，因為「天津雖然有租界，但塘沽協定以後，中央軍撤到保定以南，天津已經屬於特區緝查政務委員會的範圍了。」之後，《大公報》在抗戰期間又創辦漢口版、重慶版、香港版、桂林版。「一張民營報紙辦了六個版，這在中國新聞事業史上絕無僅有。」

　　那段風雨如晦的日子裏，《大公報》與國家、民族同呼吸、共命運，先後經歷六次遷館，報館資財設備在戰火中損失殆盡。報館員工和萬千流離失所的難民一同輾轉奔波，但卻始終堅守着新聞人的氣節與底線，堅決不在敵人統治下出版任何一期報紙。

　　矢志不渝 傳遞抗戰聲音

　　方漢奇指出，《大公報》在抗日戰爭時期把輝煌的新聞事業發揮到了極致，但是同時為抗日戰爭做出巨大犧牲。正是在這個時期，《大公報》先後損失了天津版、上海版、漢口版、香港版、桂林版，最後就只剩下重慶版「一盞明燈」，頑強地堅守到抗戰勝利。當「日本投降矣」5個八欄高的標題大字躍然報端，大公報人極力的宣洩着內心洶湧的情感，「這個標題可以說是非常醒目的一個句號」。

　　方漢奇表示，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抗戰勝利，《大公報》在這十四年都是在為抗日戰爭的準備、進行直到取得全面的勝利，做輿論上的鋪墊、鼓吹、激勵和推動，一以貫之，矢志不渝。「《大公報》的巨大損失是為國家付出的，為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付出的，承擔苦難的《大公報》這一群體，非常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