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認為香港社會的「認同政治」直接弱化了香港特區政府的治理能力，甚至面臨長期「無政府狀態」的極端風險。(網絡圖片)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今日(14日)在港媒發表文章指出，在40年光景裏，從一個小漁村成為世界大都市，不管其間經歷了多少風雨和波折，深圳的崛起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是一個世界奇蹟，實在來之不易。儘管深圳是一個「特區」，但她的成功並不特殊，而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縮影。深圳的崛起展示了中國如何從改革開放前的「貧窮社會主義」(鄧小平語)狀態中找到一個突破口，砥礪前行、不斷進步的故事。以下為文章的主要內容。

深圳的成功背後體現出哪些其他城市可以借鑑的要素呢?人們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說。

領導力是首要的。無論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城市，領導力對發展的影響無疑是至為關鍵的。深圳不僅抓住了「超級全球化」這個機遇，並且有效克服了兩波經濟危機(1997至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7至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在困境中不斷升級自己，超越自己，不僅提前實現「小康社會」，而且也提前進入了高收入城市。這背後就是領導力。領導力來自具有一個使命性的執政主體。對這個執政主體來說，發展便是責任，責任驅使這個執政主體永不停步。實際上，深圳繼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之後再次創造了東亞奇蹟。深圳並不缺乏危機，但因為具有堅強的領導力，每次危機都為深圳提供了新的機遇。深圳的產業升級和危機不可分，1997至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7至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都促成了深圳的產業升級。

深圳的領導力離不開有效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在過去的40年裏，中央政府充分授予深圳方方面面的權力，無論是法律層面還是實際政策操作層面。有了充分授權，深圳才能發揮出巨大的地方創新能力。同時，如果沒有中央政府的政治保障，深圳的地方創新要獲得成功會變得異常困難，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深圳當然也沒有辜負中央政府所賦予的使命，不僅獲得了自身的成功，而且也充分展示了區域經濟輻射和擴散效應，使得更多的地方受惠於深圳的發展。

更為具體地說，深圳處理好了幾個重要的關係。首先是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其次，深圳確立了有效的政府與社會的關係。第三，深圳有效處理了發展與制度創新之間的關係。第四，深圳也有效實現了外部資本與內部資本的平衡。

深圳的發展對其鄰居無疑具有很深刻的借鑑意義。深圳早期的發展實際上獲益於香港，不僅僅是來自香港的資本，更是來自香港轉移出來的產業。鑑於香港的發展空間有限，香港把那些附加值低的產業轉移到珠三角之後集中在自身的優勢，即金融、教育等服務業，這無疑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是大勢所趨。但香港近年來為「認同政治」所苦，把所有的事情都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客觀上說，香港的發展已經離不開珠三角，更離不開深圳。無論是金融還是教育，香港必須有服務對象，那就是大灣區。但人為的「認同政治」硬把香港和內地隔離開來。

從政治上說，香港的「認同政治」演變成為赤裸裸的對抗政治，反對派為了反對而反對。如同其他國家和地區，這種「認同政治」直接弱化了香港特區政府的治理能力，甚至面臨長期「無政府狀態」的極端風險。

大灣區建設、深圳的社會主義先行試驗區等重大政策議程既是對香港的挑戰，更是香港的機遇。從經濟來看，只要處理好和大灣區的關係，香港仍然具有巨大的發展和更上層樓的潛力。香港的挑戰是政治上的。如果政治使得香港不能抓住機遇，不能接受挑戰，那麼如同世界上其他城市，香港的衰落是必然的。在大灣區內，香港不孤獨，也不能自我孤獨起來。香港必須隨着大灣區城市的進步而進步。不進則退，沒有一個城市不通過持之以恒的努力就可以進步的，香港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