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陸慶屹父母住宅附近有一棵梅樹，每年花季的早晨，他們都會去看一會

　　生活與電影相互承載。當生活有了電影，就產生了活力；當電影表達了生活，那就多了一分真實。然而在生活與電影間，如何發掘出其中的詩意，那也是一種對於生活的浪漫體會了。最貼近生活的電影當屬紀錄片莫屬，它的魅力在於人們對於生活的真實展現。

　　紀錄片《四個春天》是二○一九年華語紀錄片的一匹「黑馬」，雖是小成本製作，但主角浪漫詩意的生活，觸動了觀眾對於家庭親情的柔軟神經。影評人毛尖與《四個春天》導演陸慶屹就電影「回歸生活」與「詩意日常」展開了一番探討，分享他們對於生活、電影與詩意間關係的感悟。

　　春節在中國傳統裏有着無可比擬的重要地位，陸慶屹用鏡頭記錄下了四個春節故鄉家裏發生的故事整理成紀錄片《四個春天》，這是重要的家庭生活記錄，更是每一個華人家庭的春節縮影，期盼、相聚、美食、歡笑、音樂、離別，交織出一首生活的詩。毛尖解讀這部電影，認為這部電影的成功之處在於沒有刻意煽情，而是通過簡單樸素的陳述喚出觀眾的共情，「共情就是一種對於（導演）自己情緒的克制」。她借用小津安二郎的電影《東京物語》說：「笠智眾是小津絕大多數電影中的男主角，從二十五歲演到八十八歲，從青年演到老年，但在銀幕上，他沒有一次挑動過觀眾的情欲或欲望。他的表情，看夕陽時候和看朝陽時一樣，兒女不孝和孝順時也一樣，他好像是聲色不動地生活，在電影裏的基本動作就是吃飯喝酒睡覺，他的日常生活從來不受任何事件影響。」

　　「生活生生不息，生活承擔了所有的悲傷。」是毛尖對生活的感悟，在《四個春天》得到了印證。她舉例第三個春天是沉重的，姐姐的離世為家人生活帶來悲傷，除了為姐姐添一抔土外，生活仍在繼續。因為「生活承擔了主要的悲痛，而不是個人承擔了所有的悲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用吃飯情節建構電影節奏」，這一點中在《四個春天》也得到體現。當一家人圍坐飯桌旁時，專門為離世的姐姐留出一個位置，就是真實的生活，「日常生活構成全部的生活史詩。」

　　陸慶屹回憶電影的拍攝初衷，源於父親早有拿攝錄機拍攝家庭錄像的習慣，所以自己也決定開始為家人拍攝家庭錄像，因「記錄能使時光留存，生活就不會輕飄飄地流失了。」這部電影用了六年的時間，四年拍攝，兩年剪輯製作。當拍攝完素材後決定製作成紀錄片，自己才正式開始學習紀錄片的剪輯與製作。然而電影中的詩意並不是刻意營造，因為「父母早已把生活過成了詩。」

　　《四個春天》透露出一種獨特的調性，既能捕捉到人物真實且細膩的感情，卻又有似來自陌生人的凝視。陸慶屹把這歸結於「流浪的人總是無所事事」。他認為自己就是矛盾的結合，中學時既是「學霸」卻也是當時小城的「街霸」，直到十五歲帶着青春桀驁離家闖蕩，成了一個「流浪的人」。從那時起就開始「放下日常經驗，學會對生活凝視」，凝視間也幫助了他理解生活日常，構建出生活中真實的詩意與生活的質感。

　　回顧拍攝過程，陸慶屹仍有些不經意的停頓調整情緒，「有些拍攝的畫面，在鏡頭後面的我已經忍不住輕微哭出了聲，我刻意把這些隱去，剪輯的時候也很克制，希望能少用煽情帶動觀眾的情緒。」這部電影就是一個真實的家庭情感的呈現，其中的情節也會出現在觀眾日常的生活中，沒有刻意的煽情，但戳到了觀眾對親情已稍有麻木的心。故毛尖表示，這部電影中詩意浪漫的元素，有來自電影人物的真實表達，也有「來自他（陸慶屹）剪輯時的掌控力帶出的鎮定的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