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網7月17日訊（記者趙宇喬）由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及中國國際法學會共同舉辦的「海洋爭端解決國際法研討會」16日在灣仔會展中心閉幕。主辦方特別增設了一個特別主題，請了九位與會的專家學者，專門談論南海仲裁庭的裁決。專家學者認為，所謂的最終裁決並非是「終局」，不少專家對當中的法理依據有所保留，都希望中菲兩國能以談判方式解決問題，而且能以亞洲方式解決問題。

　　來自德國波恩大學教授斯特凡．塔爾蒙表示，根據判決的文件，外界有這樣一個印象，就是南海仲裁的結果為「最終」，但「最終」一詞本身也就產生了問題。根據過往國際法庭或者國際仲裁執行的結果來看，「最終」的文件，其實不然。

　　例如，1986年，聯合國國際法院（ICJ）判決尼加拉瓜訴美國一案下達最終判決，但由於美國連續在安理會阻撓實行，直到1992年尼國撤訴，國際法院判決從未成為「最終」。2012年，國際法院最終裁決，德國受到國家豁免保護，免於就納粹在二戰期間的行為而在意大利國內法院受到起訴。2014年，意大利憲法法院作出裁決，一方面承認國際法院的判決，另一方面卻認為這一判決與意大利憲法條款相沖突，因此意大利有權優先適用其憲法原則。換言之，這一裁決也非最終。

　　這些例子證實，仲裁是否是「最終」，涉及要根據國際／國內法庭是否會對仲裁判決的解讀和執行。

　　不能在主權問題上打島礁定義牌

　　英國前外交部副法律顧問克里斯．沃默斯利認為，南海仲裁庭表示自己是就南海島礁的地位（status features）作出仲裁，但最後判決涉及的是主權問題，仲裁庭不能在主權問題前打島礁定義的牌。在他看來，這可以算是南海裁仲的「弱點」。

　　沃默斯利表示，南海仲裁證實了有關海洋爭端的問題，解決起來是非常困難的，因此，國際仲裁庭在作出仲裁時，應該更加謹慎。

　　清華大學教授約翰．安東尼．卡蒂表示，南海仲裁庭首先忽略了中國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298條提交到排除性聲明。其次，他認可廈門大學教授傅崑成在第四環節「國際法上的歷史性權利」提出的觀點，中國的「九段線」成「段」狀劃分，而非實線，實際上就代表這是一種邀約（invitation to treat），是一種可以與周邊國家協商的邀請，但仲裁庭對此並沒有給予適當的重視。

　　卡蒂指出，仲裁庭的判決是要解讀（interpret）《公約》的條款，而不是再造（reinvention）《公約》，但判決中對公約第121條的島礁定義，明顯與《公約》條款中不盡相同。

　　利用亞洲規矩 和平協商解決

　　在仲裁裁決已出爐、中菲下一步怎麼走的問題，前國際法院法官阿卜杜勒．卡洛瑪建議，雙方應該回歸和平談判桌，利用亞洲規矩，通過和平協商來解決問題。塔爾蒙則建議，未來處理類似的爭端是，需要尋找一個合適的機制來處理，比如有一個更加客觀中立的仲裁庭，有來自亞洲國家的人參與其中，而不是由來自海牙的五個人來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