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緣認識許曉暉並與她共事多年，是我的福得，相信也是眾人的福得。

　　2008年香港特區政府新增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職位。我先後約了若干應徵者，在政府一處地庫小房間裡面談。許曉暉當時懷有身孕，挺着大肚來見面。她正在銀行供職，工作順利。我問她為何要轉工，她說在中央政策組擔任兼職顧問，知道政府決定擴大「問責制」，便鼓勵幾位朋友報考，後來想到自己應該以身作則，於是也報了名; 入政府服務，她說希望為社會作貢獻。

　　政府提供給我的推薦名單上，副局長另有首選; 但我與許曉暉談過以後，即不作他想。

　　我有問她如何處理工作與家庭關係，她表示有信心安排好。果然，她產假過後，即迅速投入工作，經常都過了正常時間才下班。她一直十分關注兩個女兒的教育。起初她把女兒送入一家學費高昂、名流家長都趨之若鶩的學校; 後來她說這樣未必最有利孩子成長，選擇轉到一家較多一般子弟的學校。她與丈夫再三遷居，都是為了讓孩子就近上學。

　　在民政事務局共事期間，她經常進我的辦公室來談工作、談政策、談時局、談國家發展。我比她年長很多，但她知識廣博、心思縝密，而且交遊廣闊、訊息靈通，我們談得暢快。她時常會有新主意，提出不少建議; 我同意推動的，她便貫徹到底。

　　「問責制」是特區政府新建的制度，過去未有形成規矩。局長還好，不管能力大小，大家都公認是部門之首，負整體責任。政治助理直接輔助局長，也職責清晰。由社會上任命進來的副局長，在部門架構裡是什麼位置、與公務員層級是什麼關係，則並不完全明確，要經過一番磨合。我知道她初期遇到不少困難，但她從不向我申訴別人的不是。她通過自己的表現建立口碑，不僅填補了我的許多不足，而且以實際成績開創出新的天地。

　　民政職責之一是促進社會企業發展。過了一段時間，我決定把這政策領域交託許曉暉。同事曾經規勸說「這範疇可以在輿論上得分呢」，我卻堅信她可以比我做得好。結果她一顆心投入去扶持社企發展，幫助增加社會認識和支持，深受業界歡迎。

　　有一個藝術團體創作了舞蹈《弟子規》，希望獲得資助演出。我對藝團說，你們去找許曉暉吧。那時部門預算已無餘額，她千方百計、穿針引線，給藝團找到了贊助，《弟子規》成功面世，由香港演到了內地。

　　社會各方面、各界別像這樣得到過她幫助的，不知凡幾。我說的福得，是這意思。

　　認識許曉暉的，都稱讚她謙和、溫文爾雅。其實她也有自信、頑強的一面。民政事務總署有一位同事退休，他在任期間參與舉辦過多次大活動，都辦得妥當圓滿，我對他有一句由衷的評語，想託許曉暉用毛筆書寫出來，問她的書法是否「見得人」，她爽快答應了。在退休同事的歡送會上，這幅字的送贈掀起了高潮。

　　我知道她學唱粵曲，便對她說，唱粵曲不容易，很難唱好。她說，有人說她不懂文化，所以想學好給大家看看。後來她果然在眾人面前演唱，甚受讚賞。

　　民政事務龐雜，接觸面廣，工作壓力大。社團搞活動，邀請官員出席往往像「漁翁撒網」。我曾經自訂一條規矩: 社團應酬，特首出席的，局長不跟隨; 局長出席的，副局長就不用參加。我自以為這十分合理; 卻給許曉暉造成困擾，她收到邀請每次都要與我的秘書核對日程，有時婉拒主人邀請會有傷感情。後來我離開了政府，她再無顧慮。我多次與她一同受邀出席活動，她在羣眾中如魚得水，是我見到她最歡快的時刻。

　　我曾經與她多次討論文化政策。文化重在感染力，存在於人民中間，中國古話稱「以文化人」。香港特區政府尚未有文化局，然而豈需有官職才能普及文化? 

　　曉暉西去，有文化長存人們心中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