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意圖利用插手香港事務來牽制中國，這是其亞太戰略中的既定策略。因此，基於重大的利益矛盾，不論美國哪一位上任總統，也不論「亞太再平衡」或「戰略前移」政策是否仍然繼續，美利用各種因素去牽制中國均不會有大的改變。正因如此，黃之鋒、李柱銘之流利用回歸二十周年的機會到美國「作證」、攻擊「一國兩制」，也就可以理解背後的思維方式。可以預見，不僅是「聽證會」，未來仍然還會有各種其他的插手伎倆。然而，且不說黃李二人的「剩餘價值」還有多少，僅以這種赤裸裸插手中國事務的拙劣手段而言，就已經與普遍的香港社會民意相違背。或許美方樂於操縱黃之鋒之類的政治小丑，但可以注定的是，必將徒勞無功。美國如果無法準確判斷香港民意，最終只會重蹈四年前斯諾登事件的覆轍。

　　美國的政治要全面去看。在涉華政策中，美國總統與行政當局處於主導位置，參眾兩院屬於次一級，還有一些所謂的智庫與游說團體則是外圍勢力。當前特朗普對華政策總體處於暫時的「共識」階段，雙方有足夠的溝通，不致出太大意外；國會議員為求「出位」，或者回報利益團體的資助，而鼓動對抗，這種情況不會減少。當然，差異的不同，並不代表根本利益的區別。國會與行政當局有一個「中國委員會」（CECC）的組織，以合作推動美國利益的最大化亦是其根本目的。

　　此番黃之鋒與李柱銘等人到美國連場活動，絕不可能是「偶然」，而是一場事前半年前就已經策劃好的政治行動。今年初黃之鋒到美國見CECC主席盧比奧時，就已經有過類似的「合作」。而CECC舉辦「聽證會」，請「末代港督」彭定康、林榮基以及黃李二人，光看這一組合，其結論就可以知悉大概了。正如昨晚直播中所見，四人輪番攻擊中央政府與「一國兩制」制度。儘管其言論並無「新意」，但利用二十周年去破壞香港的和諧，意圖挑起新的社會對立，卻已是司馬昭之心了。

　　進一步去思考，為什麼有這一場「聽證會」？實際上，當中固然盧比奧個人的政治野心，但當中還有一個更現實的政治目的，即利用這一機會去推動美國會盡快着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立法程序。

　　要重新啟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已經在美國的政界炒作了許久，但一直未能成事。筆者早前曾撰文指出，當中的根本原因在於，美國國會本身的複雜情況，以及這一法案並無法引起太多人的關注，並無任何緊迫性，一而再、再而三被排在立法時間表的最末尾。但是，與以往略有不同的是，盧比奧是共和黨的「新勢力」，有曾經參選總統的光環加冕，今非昔比，在黨內的地位、聲音已不斷得到加強，其個人政治野心也不斷加強。

　　因此，盧比奧在被委任為委員會主席後，聯同科頓（Tom Cotton），以及民主黨參議員卡丁（Ben Cardin）決定重推《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可謂來勢洶洶。而與二○一四年的法案相比，此次版本並無本質的區別，最大的差異在於，引用了近兩年發生的一些事例如「銅鑼灣書店事件」等，並以此來作為「懲罰」香港特區及中國政府官員的依據。

　　法案的主要內容包括，重申一九九二年國會通過的《美國─香港政策法》原則，即支持香港的民主化及關注人權狀況，並且基於中港的自治程度有差別，美方將繼續視香港為有別於中國的體系。同時，恢復過去措施，要求美國國務卿在議案通過九十日內，提交有關香港民主發展的報告，並須每年提交直至二○二三年。

　　最新的內容是：法案要求美國總統對涉及監控、綁架、拘留或強迫香港書商及記者懺悔的人士，實施制裁，包括凍結其在美國的資產，以及禁止入境美國。同時建議，曾參與爭取普選的非暴力示威的香港居民，不會被美方拒發簽證。

　　顯而易見，所謂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不過是打着「人權與民主」的旗號去干預攻擊中國政府的荒謬法案，其本質絕非所聲稱的支持香港民主人權，而是要支持香港的極端勢力破壞香港的穩定、破壞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實質管治權。用另一種表述方式是，這是美國支持香港反對派的法案。

　　美國當局，不僅僅是盧比奧所代表的保守派勢力，還包括美國務院東亞及亞太事務方面的「鷹派」官員，儘管負責東亞與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拉塞爾（Daniel Russel）已於三月初離職，但其早前制定的政策，正在繼續推進。這都是影響香港的重要因素。

　　但不論如何，美國國內嚴重的權力鬥爭（總統與高級官員、總統與國會、國會內兩黨、黨內的惡鬥等等），都將令美國無法真正實現其預設的既定遏華戰略。而黃之鋒之流的政治傀儡，有如跳樑小丑，或許可以幫到資助他的美國政治勢力的需要，但要想有具體行動落實，可能性微乎其微。《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亦將重蹈上屆的覆轍。美國必須明白什麼才是香港真正的民意，粗暴干涉不僅不可能達到目的，更會進一步損害美國在華在港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