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傳出消息，以參議員盧比奧及眾議員史密斯為首的美國國會12名議員，聯名向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寫信，提名「雙學」三人與「雨傘運動」角逐諾貝爾和平獎。信中「讚揚三人發起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以和平手段爭取政治改革和香港自決，以及捍衛香港受《中英聯合聲明》保障的自由和高度自治，應該得到和平獎的肯定」雲雲。
盧比奧此舉並非無跡可循。美國議員「關心」香港「民主發展」不是新鮮事，李柱銘以前就經常到美國國會「作證」。去年他把黃之鋒帶上，大有捧其為接班人之意。這樣，新晉參議員盧比奧等人才結識黃之鋒，一直為他們發聲。
「香港政策法」可能生變
美國國會插手香港事務引用的是1992年通過的《美國─香港政策法》，規定美國政府將繼續把香港視作一個在政治、經濟、貿易政策方面與中國完全不同的地區，並在對外政策上把香港與中國政府區別對待。香港一些人總體上是歡迎美國的這種看法的。但李柱銘等人參加的國會聽政，宗旨就是判斷中國是否在香港「落實一國兩制」，以作為美國考慮應否繼續承認香港是「與中國完全不同的地區」的依據，中國一直反對。
雖然在法律的意義上，《美國─香港政策法》確實只是「美國的法律」，美國確實有權修改。但實際上，美國通過威脅調整雙邊關係，達到干預他國政治的目的。這是美國通過國內法「長臂」地干預他國內政的實例。
這種長臂威脅的主要限制有兩點。第一，對小國來說有用，對象中國這樣的大國就沒有用了，因為美港關係只是中美關係中的一小部分，也只是中央與香港關係中的一小部分。中國沒可能因為美國威脅而改變對香港的政策，香港政府本身也沒有權力改變中央的政策。第二，美港關係維持現狀對美國本身也有利，美國不太可能因為香港內部事務而改變這個政策。
因此，美國國會的聽證一向只有製造噪音的功能，對這樣的「唱衰香港」大可一笑置之。但是特朗普上台以來，廢除《美國─香港政策法》就成為現實可能。首先，在貿易保守主義與「中國威脅論」盛行下，美國政壇很多人認為香港是中國「盜取」美國利益的漏洞，呼籲美國堵上。其次，特朗普施政的不穩定與不可預測，很難用傳統的理性思維分析。特朗普固然不太關心人權議題，但這個「談判專家」卻喜歡利用各種槓桿，也有「先發制人」的思維。萬一美國真的廢除《美國─香港政策法》必會對香港造成較大衝擊。這就是為什麼說，黃之鋒等人到美國國會作證，會潛在地嚴重損害香港利益之故。
盧比奧這次提名「雙學三子」，看起來是「表彰」他們，幫助「推動香港民主」，但實際無非就是為推動廢除《美國─香港政策法》推波助瀾。
盧比奧的個人自私算計
對盧比奧等政壇新人來說，此舉更有「增加政績」的考慮。盧比奧是古巴裔的佛羅里達人，年紀輕輕就在「茶黨風暴」中被佩林等茶黨人推上參議員的位置，其古巴裔的身份在佛羅里達這個古巴裔大州起到很大作用。但盧比奧本身政績非常不足。近年來，古巴裔人利益逐漸向其他拉美裔人靠近，從嚴重偏向共和黨到逐漸投向民主黨。盧比奧也感受很大壓力。在2016年共和黨初選中，盧比奧在「主場」慘敗於特朗普，被迫退選，已經引來是否能連任的廣泛質疑。2010年參議員選舉，他領先對手20點獲勝；2016年參議員選舉只領先8點，優勢大大縮減。如何拿出表現應對以後的選舉成為重要議題。在這種情況下，盧比奧的「落力演出」也就不難理解了。
諾貝爾和平獎是諾貝爾獎中爭議最大，認受性最低的一個。從制度上說，它是唯一由挪威人負責的獎項，其他五個獎項都由瑞典機構決定。瑞典是國際公認的永久中立國，而挪威則是北約成員。其實從政治立場看，瑞典比挪威更加適合決定「和平獎」歸屬。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五名成員決定了誰能當選。其他五個瑞典頒發的獎項，雖然也有五人委員會，但委員會只能提出得獎者建議，沒有決定權，最終得獎者分別由科學院等整個機構投票選出，公平性的爭議就小很多。最後，和平獎委員會五委員都是挪威民選國會議員，都具有高度政治性，其組成已經帶有濃厚的挪威人「政治口味」。由他們負責一個本身就高度政治化的獎項，是否合適就更受爭議了。
事實上，諾貝爾和平獎的公正性近年來一直備受質疑。奧巴馬在剛上台時，什麼事也沒幹，就給他頒獎，顯然非常荒謬。昂山素姬有諾貝爾獎光環，但最近因為羅興亞問題大受西方輿論質疑，要剝奪其諾貝爾獎。和平獎越來越顯示出它只代表了西方社會中極少部分人（準確說是挪威部分人）的價值觀。得獎者的影響力也越來越不濟了。
現在看來，「雙學三子」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機會是很低的，但也很難說挪威那五個人會有怎樣的口味。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他們得獎也不可能改變香港的進程。美國施加的壓力尚且沒有什麼用，何況挪威？
筆者對「雙學三子」比較惋惜。這些年輕人有推動社會發展的願望與熱情，但在戴耀廷等人的錯誤引導與鼓動下，執著於追求不切實際的目的，不懂得政治上必須妥協，也必須在合憲合法的框架下爭取。「非法佔中」行動背離了法治原則，違反了法律，引發社會不穩定，為社會與他人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為此，他們被起訴，在公開公正的審訊中受法律制裁，乃是應付出的代價。在李柱銘等人的鼓動下，他們進一步更錯誤地認為只有在外國的干涉下香港才能「民主」，沒有意識到香港民主只能是「一國兩制」下的民主，無法撇開中央的角色。他們為了爭取選票，又不肯把「港獨」排除在「民主自決」的選項之外。這樣既遠離自己的初衷，也與追求「民主」的目標越行越遠。這次「提名諾貝爾獎」可能更鼓勵他們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對他們對香港社會都是有害的。
資深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