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決了「港獨」帶來的政治問題之後，香港的最大挑戰仍是發展問題。

　　「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和人民幣國際化，都給香港提供了巨大的也是前所未有的發展機會。但是，有巨大的發展機會，不等於香港必然可抓住機會發展。關鍵是香港社會的意向，是選擇發展，抑或是守株待兔、坐吃山崩？此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特區政府的作為。

　　官僚思維阻礙未來發展

　　殖民地時代，香港最佳發展時期是上世紀七十年代麥理浩當港督的時期。在此之前，貪污氾濫、政府毫無作為，只是依靠軍警強制維持政治穩定，以極有限的公共資源投入來支持社會穩定。殖民地是英國的主要海外收入來源，包括對英國外匯儲備的貢獻。麥理浩主政時改變整個殖民地頹敗之勢，才造就了八十年代香港的繁榮，也正是香港今天所懷念的獅子山下的其中一個重要時代。

　　對麥理浩時代的前後比較，應可看到殖民地時代靠的是來自英國的治理理念和推行手段，而不是香港本地的華人政務官、公務員工作。事實上，回歸前作為殖民地的香港有數以千計英國官員（包括歸順英籍的華人），這也是英國在港治權的最大支柱。

　　回歸之後，香港敗在不了解英國治港的方法，盲目迷信從殖民地承繼而來的政務官、公務員和相關體制，以為他們可替代英國殖民地政府，有效治理香港。回歸二十年證明，沒有政治上的全面監督，反而讓政務官掌權，容易使在殖民地時代已頗為嚴重的官僚主義氾濫，失去制約。且政務官缺乏治港的政策能力，也全然暴露出來。

　　二十年來，香港發展停滯不前並不是偶然。從曾蔭權到曾俊華，我們更看到以殖民地理財原則作理由，阻礙香港各方面應有的建設。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香港只是把部分在九十年代提出的基建項目予以執行。從基建到制度建設，香港整整停滯了二十年。現時重新着力，也至少需時一、二十年。換言之，在回歸之後，香港的發展建設浪費了三十年以上時間。其因由當然不只是一般所說的政治爭拗，立法會阻撓政府撥款只是近幾年之事，問題的核心應是香港的政務官及公務員體制。回歸這二十年，實際上是政務官治港，不是商人治港或政黨治港。

　　當前香港要重拾發展，決定因素是能否改變回歸以來由政務官治港的格局，以及公務員體制裏的不作為官僚主義傳統與習氣（其中當以食環署、地政署、教育局最為社會所詬病）。

　　檢討政策與公務員體系

　　改變的方法如下：

　　第一，加強政治監督。香港現時的立法會組成和工作能力，包括建制黨派，都似乎無力對政府作政治監督，真正的政治監督不是意識形態的政治鬥爭，或反對派所謂的對抗中央政府，而是對政府施政政策從社會大多數利益的角度作慎重評審，從香港整體發展來作審議。這屬宏觀戰略方面的監督。香港的政黨擔當不了這項工作，中央政府便不能讓之缺失。基本法規定，特區政府應向中央政府負責，中央政府在適當和關鍵時刻，便應對特區政府加以提點，以體現政治監督。

　　第二，加強政策討論與評議。政務官的弱點是缺乏政策創新和研究能力，特區政府也缺乏政策研究機構，與學界也少有政策研究的聯繫。香港各政黨或有智庫，但缺資金缺人才，更重要的是缺理論與國際視野。民間智庫有同樣的缺憾，可能是多了政治意識形態鬥爭的因素。或許更佳的方法是由中央政府主導，以民間組織的形式集結香港及內地（主要是珠三角、粵閩等地）研究人員，對特區政府施政，從政策層面上進行深入廣泛研究，以補足香港政學商界及特區政府政策研究能力的不足。與此同時，扎實的政策研究，更可提供給香港社會與中央政府，以便對政務官治港體制進行有效的政治監督。

　　第三，推動特區政府的治理和組織體系，包括整個公務員制度的研究、檢討和改革。麥理浩時代的改革距今近五十年了，時代轉變，香港也變，特區政府應再進行另一次全面的檢討與改革，以適應新時代，重拾發展。　　

　　香港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