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派昨日舉行所謂的「聲援」羅黃周的遊行，主辦者一方面聲稱遊行人數是「佔中以來最多一次」，另一方面又稱沒有人手點算所以不公布具體數字。這種「又要威又要戴頭盔」的做法，是反對派一貫的作風。相較於這種「模糊策略」，遊行其間不斷打出「政治犯」、「良心犯」口號，則充分顯示反對派極其清楚的政治意圖。如果結合過去數日來的各種反對派輿論，以及美國某些政客與報章的言論，則可以發現，反對派正在進行着一場聲勢浩大的「造神運動」，意圖將煽惑暴力違法的羅黃周三人，美化成「對抗極權的犧牲者」的形象，進而繼續誤導社會、繼續煽動年輕人暴力對抗。然而，這種無視三人犯罪事實、美化暴力犯罪、踐踏香港司法獨立的行為，不僅不可能騙到香港市民，反倒污辱了「良心犯」的真正意義，惹人反感，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反對派「遊行人數」的小把戲

　　每一次反對派舉行的遊行，都有兩個「必定」。第一，必定會公布大會的遊行人數；第二，必定會「造大」遊行人數。但此次十分罕見地沒有出現這兩個「必定」。原因何在？實際上這是反對派所耍的小把戲。不報人數，是因為知道人數實在無法「擺上台面」，警方數據顯示高峰期只有2.2萬人，就算乘以2，人數也不過五萬，區區五萬與他們口中的「政治迫害」實在相距太遠，不成比例，說出來未免「泄氣」。但不公布數字也不行，於是他們又以「泛民消息」的方式通過媒體稱「人數超過十四萬」雲雲。總而言之，他們既迴避人數太少的尷尬，又達到了誇大遊行人數的目的，「一舉兩得」。

　　這種政治手段未免太過幼稚，試問，如果反對派真有此政治能量，又何懼公布真正的遊行人數？如果羅黃周三人被判即時入獄真的引起市民憤怒，又何止這2.2萬人，想必二十萬也不在話下了。

　　不報人數，說明他們「心虛」。更重要一點在於，如果將真正的遊行人數「示眾」，則會損害其正在進行的「造神運動」。市民其實早可發現，反對派連日來不斷製造輿論，稱羅黃周三人是「被迫害的政治犯」、「被判入獄的良心犯」，又是扮「聲淚俱下」地稱「何苦難為一代孩子」、「為什麼不放過這些學生」，雲雲。而外國的媒體如《紐約時報》更是煽情，稱應當提名三人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美國的數名政客，則用詞有多誇張就多誇張，幾乎將三人描繪成千年難得一見的「聖人」。然而，事實真的如此？

　　「良心犯」聽上去很「動人」，看上去也很「感人」，但實際上，這是強行抹上去的政治脂粉，稍加清理便可看到其中的荒誕之處，也是反對派及其幕後境外政治勢力所要極力掩蓋的：三人之所被判即時入獄，並非因為他們的言論或集會，而是因為涉及了顯而易見的暴力違法。正如法官在判詞中所指出的：「不能說他們因為行使集會、示威或言論自由而被定罪和判刑。而是因為他們僭越了法律的界線，以嚴重違法的手段，自己強行非法進入或煽惑他人，當中包括年輕人及學生，而干犯了參與非法集結或煽惑他人非法集結。」

　　種種事實已經有非常清晰的表述：首先，案發前三人舉行會議，決定違法進入政總前地，事先還向參與者派發「被捕通知書」，顯示他們知道自己行動是違法的；其次，三人在開會時已經可以合理地預期到，群眾違法進入政總前地，必然有很大的風險和警方衝突，必然會有暴力的情況出現；第三，不論主觀意願為何，警方已經兩次舉出紅旗警告，但三人仍然繼續其違法行為；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事件中有十名保安受傷，雖然傷勢較輕，但暴力程度不能因此就說是很輕。

　　「悲情效果」與事實嚴重對立

　　案發當天有人叫囂稱：「你封一次，我哋爆一次」，甚至散播謠言挑動情緒如：「有人有心臟病，警方唔畀救護車入場」、「而家有護士，去到閘口但警方唔畀入，放人開閘！」等等。試問，這是怎樣的「良心」才會做出的惡事？有「良心」還會如此衝擊在場無辜的十名受傷保安？如果真的有「良心犯」的話，那麼羅黃周三人絕對不可能是，他們只是名副其實的「暴力良心犯」，是鼓吹、美化暴力衝擊的罪犯，但與真正的「良心」沒有任何關係。

　　實際上，「良心犯」這一詞語，本身就充滿了意識形態的用意，該詞是「國際特赦」在1960年代創造出來的，按其語境，是指沒有做出國際人權組織所認定的犯罪行為、並通常沒有做出教唆暴力及仇恨，而往往因為種族、宗教、膚色、語言、性取向，以及信仰等問題而被拘禁。然而，即便按這種西方政治語境、按反共反華的「冷戰」思維，羅黃周的宣揚的暴力及仇恨，也根本不配，更別說什麼諾貝爾和平獎了。

　　「羅黃周造神運動」，儘管堆砌了種種「悲情效果」，給予了重重政治光環的「加持」，也作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政治宣傳，然而，暴力就是暴力，違法就是違法，反對派再如何渲染「良心犯」也改變不了事實，也改變不了公眾對此類違法言行的痛恨。而「法庭對他們判處的刑罰必須具備足夠的阻嚇，防止他們重犯，和以儆效尤，阻嚇其他人不要模仿。恰當的刑罰必然是即時監禁。」法治是香港核心價值，反對派現在的所作所為恰恰是在踐踏法治，這不是「良心」，而是「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