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西學東漸，中國不迭興起民主運動，學術界自是對西方民主推崇有加，坊間民眾更是沉溺於此。時至今日，我們自始齔之年學習西方的語言，研讀西方的書籍，承受西方的價值觀。所以，在我們眸子裏，一切西方論調彷彿都是理所當然。加上華夏帝制之崩壞，以致西方民主成為時代洪流，群眾視之為勢所必然，甚至默認為不可抗逆的「唯一」治世之道。

　　迷失在民主的烏托邦

　　然而，我們身處新時代，卻安於隨波逐流，不再嘗試發掘新的可能，豈不冤乎枉哉？如此盲從，我們豈能創造下一個新時代？世界豈會進步？事實上，西方民主不過是他方制度，並非於世界各地皆可行之有效，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早已說明此點。而且，古往今來，多少西方學者痛陳民主之大弊，可謂言之鑿鑿。可惜，我們卻掩耳盜鈴，迷失在民主的烏托邦。

　　古時雅典僅有約三萬名公民，直接民主尚且未能大行其道，故將其套用於現代的可行性更為零。這也是一眾民主論者所公認之事實，在此我不作多談。諷刺的是，從「民治」的角度出發，雖然直接民主匱乏可行性，但確有其正確性；代議民主則兩者皆無。民主理論先驅盧梭指出，「民治」是民主的核心概念，即非人民直接管治不可。人民作為國家的主權，必須親自立法，且其意志不能被代表。所以，代議士從不應存在，而政黨政治只是捆綁民意的手段。無可否認，代議民主確有違民治精神。盧梭認為，小國寡民是民主國家的必要條件。

　　民智亦是實踐民主的一大障礙。美國哲學家肯恩．偉伯將人類分為6層意識階級。首5級者認為眾人皆醉我獨醒，並堅持己見甚至排斥異己，社會紛爭也隨之加劇。要讓社會邁出步伐、掀開新一頁，需要第6層意識階級——「整合」（integral）者執政。然而，目前這些能人佔總人口不足5%。換言之，當今民主制衍生出的種種弊端，乃其他95%次級人民的汗馬功勞。奢望他們能選出才德兼備的政治家，倒不如指望那5%的潛力者——精英政治，亦即賢人政治。超級菁英論認為，治世良方莫過於此。正所謂能者居之，賢人政治既有正確性，亦具可行性。

　　民主古國希臘中極負盛名的智者如蘇格拉底、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師承一脈，都不相信民主。他們是當地的「孔孟聖賢」，巧妙的是，此三人與孔孟之遠見不謀而合。

「　　電視演員」未必是政治領袖

　　儒家主張「人治」，相信賢君德政；希臘三人亦為精英主義者，柏拉圖更提出了「哲皇論」。古希臘可說是民主的發源地，但當中最為震古鑠今的三大智者皆不認同民主制，甚至斥之為暴民政治。近代更有政治家以身力證賢人政治的顯著效果。李光耀治下新加坡的成功，訴說了一切。李光耀認為，優秀的領袖人才無法在選舉中自然產生，因為民主選舉把選拔人才變成了電視比賽秀。懂得取悅選民、迎合大眾者，往往可能是繡花枕頭，而非賢能的管治者。

　　道理顯淺，最好的「電視演員」未必是最好的政治領袖。且慢，何以智者、偉大的政治家都反對民主，豈不怪哉？非也，怪者乃民主。不論制度如何理想，若缺乏與其配合的人才，徒然矣。因此，人才比制度更為重要。唯賢人政治，方能解此困局。

　　我並不完全否定民主精神，但這不適用於現階段。民主實在過於憧憬人性的美好、烏托邦之虛渺。況且，形式上的平等乃實際上的不平等。為何能人的收穫、待遇，甚至決策權（投票數量），與普通大眾無異？智者行事，卻得徵求庸人的同意，這可不滑稽嗎？其實，民主的實踐即為眾多愚人的獨裁。在民智成疑的情況下，群眾根據自己的無知迫使少數睿智的人服從，並剝奪了智者以遠見服務社會的自由。這是民主自由嗎？不，這正解釋了古希臘三大智者擔憂的「暴民政治」。既然如此，我們何不挖出民主的獨裁心臟，全面實行「賢人政治」？

　　香港青年學生組織莘火言碑會長，明匯智庫青年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