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若干年後，人們會否提出這樣的問題：香港，離深圳有多遠？ 資料圖片

　　記憶中是1994至1995年間，筆者在香港大學學習，香港媒體發起了一場以「深圳離香港有多遠」為題的討論，吸引了社會各階層的關注。討論內容更是隨着時間推延和參與面不斷擴展，從城市規劃、交通規則、治安秩序、知識產權保護到市容市貌，大到政府決策管理水準，小到酒樓服務、隨地吐痰，幾乎無所不及。討論的焦點是兩個毗鄰城市發展治理水準的落差，折射的是港人對內地的優越感，映照的則是香港社會面對回歸的忐忑政治心態。

　　深港兩城的今昔

　　彼時的香港，經濟上坐擁「亞洲四小龍」，以貿易、航運、金融、旅遊、地產等支柱產業而傲視群雄，很少有人為前景「杞人憂天」，但社會卻因英國「光榮撤退」部署開始政治化，充斥着由「殖民地」向「一國兩制」過渡前夕的種種揣測和爭拗。

　　那時，與之一河之隔的深圳經濟特區，一方面沐浴着鄧小平南巡春風，摒棄「姓社姓資」爭論，新一輪改革建設如火如荼，滿城宛若一大工地，轉型升級、提升經濟發展品質和科技含量的討論與布局，亦同時悄然醞釀啟動；另一方面，政府效率和社會治理、治安秩序與經濟發展速度之間的不協調，同樣引人注目。

　　的確，香港有理由驕傲，甚至俯視深圳。回歸之年的1997年，香港的GDP是放在全國的盤子裏比較的，而深圳只有區區1297億元人民幣。香港擁有全球最大的港口吞吐量，世界公認的金融中心，最發達的資訊產業，自由的市場體制，完善的法治體系。深圳呢，不但上述優勢一無所有，羅湖和華強北的盜版市場，倒是「聲名」在外。

　　20年，對一個個體的成長很難謂短，但對一個國家和一個經濟體的成長，卻很難說有多長，更遑論歷史長河了。可正是這短短的20年，兩座毗鄰的城市，卻發生了幾乎顛覆性的發展位移。

　　香港昔日的榮耀依然高懸，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世界最具活力的經濟體，全球最具競爭力的城市之一等等。但是，這些炫目的光環之下，無休止的爭拗導致的社會分裂，經濟復甦乏力，泛政治化，「拉布」，街頭政治，社會心理失衡甚至扭曲，人們很難相信，香港還是香港嗎？

　　深圳河的對岸，呈現的卻是另一番景象。改革之城，增長之城，科技之城，創新之城，品質之城，標準之城，人才之城，產業創新之城，軍民融合之城，效率之城，活力之城，生活之城，各種頭銜不一而足。驚嘆之餘的問題可能是，這座城市的潛力還有多大？

　　同樣的深圳河，同樣的兩座城市，同樣的高樓林立，同樣的車水馬龍，可表象下的深層問題，卻不能不使人慨嘆時間的冷峻與歷史的殘酷。

　　深圳給香港五點啟示

　　今天，我們可能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問題：香港，需要向深圳學什麼？筆者以為，起碼有五點啟示：

　　第一，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危機感。2002年，一篇題為《深圳，你被誰拋棄？》的網文，引發了一場幾乎全城參與的審視和反思，連市長也加入了討論。正是深切的社會集體憂患意識和危機感，引領改革發展潮頭的使命感和緊迫感，為深圳改革創新發展注入了巨大動力，成就了今天的深圳局面。憂患意識和危機感是香港與生俱來的社會意識，「敢拚才能贏」的「獅子山」精神，是香港引以為傲的城市名片和精神財富。今天，香港社會的集體憂患意識，卻在相當程度上因「泛政治化」而被極少數人誤導了方向，所謂「陸港對立」的偽命題，卻為少數人津津樂道；在建設發展上顯得有些茫然失措，進退失據；面對經濟轉型，甚至仍然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俯視」河對岸的那座城市。

　　第二，巨大的社會凝聚力。一個事實是，中國共產黨集中統一領導的政治體制，在凝聚社會共識、動員人民力量、聚集發展能量、調控發展方向等方面，是世界上任何體制所無法比擬的。這是大環境下成就深圳發展的政治正確和政治優勢。近年來，香港卻遭遇國內外一些政客的綁架，「民主政治」幌子下的泛政治化，不但未能凝聚社會共識和社會力量，卻直接導致了力量分化和社會分裂。其結果是，「一國兩制」制度設計的政治優勢無法實現，政府徒有雄心計劃，卻力不從心甚至無能為力。

　　第三，把握機遇的創新力。創新也曾是香港崛起的原動力之一，「彈丸之地」的製造業神話，世界玩具、鐘表、服裝之都，內地改革開放背景下的產業轉移，都是香港把握機遇與創新的歷史見證。然而，在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新的產業轉移中，香港卻似乎失去了戰略準備和方向感，泛政治化導致的社會分裂，更喪失了寶貴的時間和機遇。而今天，科技創新引領發展，已經成為深圳的世界級城市名片。自上世紀80年代從香港轉移的「三來一補」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起步，到今天的深圳製造、深圳品質、深圳標準，華為、騰訊、中興、大疆、華大基因等高科技企業強勢崛起，機器人、無人機、可穿戴設備、智能裝備、新能源汽車等一大批先進製造業與科技創新相伴而行，無一不是創新的果實。

　　第四，兼蓄天下的社會包容力。深圳與香港一樣，是一座移民城市。對於吸引高科技產業和企業，吸納高端人才，深圳政府可謂「不惜血本」，量身定做了從入籍落戶到企業培育，從科研資助到人才服務的全程「套餐」，政策的回報則是高端企業源源進入，各類人才紛至沓來，發展速度持續，經濟品質提升，創新引領發展。香港也曾經以融貫東西、聚集全球英才引以為傲。然而，登上發達經濟體高峰後，特別是「泛政治化」的無休止社會爭拗，以及內地發展的後來居上，香港的社會心理有些扭曲和「狹隘化」了。內地遊客多，擔心影響港人的「生活秩序」，要求中央政府限制「自由行」，遊客購物被稱為「土豪」；大學面向內地招致「與港人爭搶就業機會」，甚至公然侮辱內地遊客為「蝗蟲」，在街頭騷擾遊客，最自由的經濟體卻發出了奶粉「限購令」。在「地球村」的今天，香港不是敞開胸懷，相容天下，廣納賢才，卻把自己包裹起來、孤立起來。

　　第五，自信從容的社會心態。不管是面對成功，抑或面對困境與挑戰，香港從來就不缺少自信與從容。從政府到企業，從整體到個體，香港展現的那份自信、從容和淡定，不僅曾經征服了內地，也征服了世界。但是，香港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需要自信與從容。面對困難的焦慮，空洞無物的討論，反覆無常的爭拗，無休無止的抱怨，家常便飯的街頭「抗爭」，為反對而反對，使香港這個經濟城市失卻了應有的方寸和方向，顯得浮躁而失序。

　　這卻為某些政治勢力和「政客」操控社會心態提供了機會。河對岸的深圳，近20年來走過的似乎是與香港恰好相反的社會心態歷程。與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相伴相隨，尤其是成功的經濟產業轉型升級，從政府到企業，從群體到個體，逐步從盲目走向堅定，由膚淺步向層次，從浮躁進入從容，由輕信走向自信。

　　時不我與發展第一

　　香港對深圳的發展有過難以抹去的歷史記憶、不容抹殺的突出貢獻。這種貢獻不僅僅是經濟上的，甚至可以說是全方位的。比如，深圳特區成立之初的不少地方立法，都曾以香港法例為藍本。香港的繁榮、穩定、有序，不僅曾經是深圳建設發展的坐標，更是很多深圳人的夢想。但回首20年前發生在香港的那場「討論」，一河之隔的兩座城市，情形幾乎是顛覆性的換位。今天的香港，還能夠那麼「貴族」地俯視深圳嗎？若干年甚至幾年後，人們會否提出這樣的問題：香港，離深圳有多遠？

作者為法學博士，現就職於深圳